01多聲道｜青少年三合會罪案問題令人關注

三合會和有組織性罪案一直困擾香港社會多年，但近年的上升趁勢卻值得公眾和政府關注。根據警方提供的2019年至2021年的香港治安情況簡報的罪案數字顯示，和三合會相關的罪案數字錄得大幅上升。2019年錄得1,353宗，而在2021年大幅上升至1,888宗，兩年內增加535宗（上升約40%）。

三合會活動甚至拉高了香港整體的被捕罪犯的數字，2019年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的由28,058人上升至29,565人，三合會有關的罪案是其中一個主因（增加983人）。而過去一年和三合會相關的案件主要是嚴重罪行，分別為傷人及嚴重毆打(324宗）、嚴重毒品(232宗)、非法會社（167宗）、勒索（60宗）和刑事恐嚇（59宗）。當中升幅最大的是嚴重毒品罪行，由2020年143宗上升至232宗。

來稿作者：陸子瑋

疫情下三合會罪案活動惡化青少年犯罪問題

青少年犯罪問題在疫情期間已有惡化跡象，主因可歸為兩大類：（一）價值觀和防罪教育社教化效果下降和（二）個人及家庭經濟和心理緊張感大幅上升。

學校在社會辦演一個為青少年提供正確價值觀社交化的角色，在預防青少年犯罪和防範青少年受侵害中有著關鍵作用。一直以來，不少有著社交化作用的社會機構都會透過學校環境提供多渠道和多元化方式提高青少年學習防罪知識的積極性。但過去兩年間，因疫情關係學校長時間「停課不停學」，大量青少年處於一個欠缺師生和學校教育支持的環境下成長，長期留在「課室外」適應跟過去完全不同的學習形式，這不但導致青少年學習機會和學習環境的質素普遍大幅下降，而且也不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防罪意識。

同時間，經濟低迷使到部份來自弱勢和基層家庭面對沉重家庭經濟和心理壓力。如家庭有足夠資源，在家教育還能夠彌補「停課」所產生的問題和不足；但對於較弱勢的家庭而言，父母為了支持家庭經濟狀況，疲於奔命，被迫長期獨留青少年。經濟低迷不只衝擊家庭層面，青少年個人層面亦深受其影響。過去青少年會透過較基層「兼職」工作賺取收入，但現時整體就業環境不理想，特別是青年就業機會更有限，如需要從事合法正規行業賺取生活費用現階段對他們而言並非可取的選項，這最終從事不法手段「搵快錢」成為他們其中一個極具吸引和可觀的收入來源。

換言之，各種負面內外因素導致青少年守法和防罪意識減弱，加上長期在欠缺家庭和學校監督的情況下，他們更容易被不法分子和組織（特別是三合會）招攬作犯罪用途。事實上，如回顧過去數月的三合會嚴重毒品和暴力罪案的新聞，就會發覺不少涉案人士和受害者都是青少年群體，他們往往為數百或數千元的報酬而犯下相當嚴重的罪行，反映犯罪性質由過往較輕的罪行（偷盜、打架等等）逐漸趨向嚴重類別（例如製毒、運毒、嚴重傷人、刑事毀壞、群體暴力行劫等等）。

當他們被定罪後，不但短期內需要承受嚴厲的司法刑罰，長遠更會面臨不少成長困境，有較高的再犯率。而罪案中的受害者一方即需要承受身心創傷和罪案所導致的醫療壓力等等，這情況對社會長遠發展是百害而無一利，實是香港社會的一大隱憂。

嚴重暴力罪案會消耗社會大量資源

三合會近日的活動有上升趁勢，當中嚴重暴力罪行為主要案件類別。社會需要清晰認知這類犯罪趁勢是公共安全及公共健康問題，因為暴力罪案往往都是通過對人身、個人財物和社會實施侵害的方法來達到犯罪目的，因此對個人、家庭以至社會的傷害及所引起的成本比一般案件嚴重得多。換言之，暴力罪案必定會消耗大量社會經濟資源。

事實上，根據香港城市大學過去所做的研究顯示，一宗刑事罪案的成本（cost of crime，即是罪案對社會帶來的經濟負擔、缺失和代價）保守估計約24萬港元，當中包括拘捕、檢控、服刑以至更生工作引致的開支，以及受害人的損失。但值得注意的是，該估計並未包含直接和簡直受害者的身心經濟損失和醫療費用，以及罪案對社會經濟實際影響等等。而近日大量有關三合會成員傷人及嚴重毆打和嚴重毒品案件不斷出現，不但已直接影響到香港市民對社會治安的觀感和信心，還會長遠浪費社會資源，嚴重程度不容小覷。

本人相信這個問題隨著「疫情後」香港社會經濟環境下行而越來越明顯，因此我們社會必須盡快正視三合會罪案問題，尤其現時三合會犯罪活動有惡化青少年犯罪的情況出現。雖然「打擊三合會罪案」和「防治青少年犯罪」一直是警務處的重點工作，並以跨部門和多機構合作的模式從「預防及宣傳」、「加強執法」、「等級性懲教」及「復康跟進」等四方面打擊，但隨著社會經濟環境越來越複雜，單靠過去的方式可能已不足夠應付，所以各社會持份者需要盡快討論相關議題。

作者陸子瑋是李浩然立法會議員辦公室副主任及高級研究員（和平及安全研究）。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香港社會需要關注近年青少年涉及三合會罪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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