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啟銳倪匡先後辭世 香港需要文化後浪

撰文:湯文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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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導演羅啟銳和文壇巨匠倪匡先後於周六(2日)及周日(3日)離世,文化界不少人憶起二人生前點滴,本地以至海外華人藉他們的影視小說作品緬懷一番。政府新成立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則對倪匡身故深表惋惜,局長楊潤雄對羅啟銳過世深感痛惜。他們對香港的社會文化貢獻無可置疑,不少人更慨歎倪匡之後就難再有同等級數的華文作家,政府在痛惜之餘,更要思考如何更全面支援本地文化工作者,令他們全情投入文化創作,壯大香港在文化產業。

倪匡的成名堪稱傳奇,初中畢業的他沒有什麼正統科學知識,但後來《藍血人》、《魔磁》、《老貓》、《衞斯理》等一本又一本科幻小說,開創當代華文文學的境界,就連他撰寫劇本的電影也風行海內外。寫作亦漸漸他帶來豐厚收入和名氣,他得以全職從文,後來與金庸、黃霑和蔡瀾齊名。

靠文字名利雙收 今天難重現

跟倪匡的年代相比,現時本地從事寫作的門檻低了許多,一般人可以通過互聯網發表小說散文,但要好像倪匡那般可以全職寫作,似乎甚為艱難。本地生活支出高昂,而且稿費有限,有志者要麼有正職,要麼就克勤克儉過日子,直至成名。過往業界和政府集中於已出版的作品競賽和作家表揚,卻少有資助出版前的全職創作。問題是,成名講求文字功力又要講求天時地利人和,有多少可以付出這些成本?

過往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本地作家和文學團體運作,多數撥予機構團體,給個別作家的只是每名每年數萬至十萬元。相比在台灣文化部在2017年推出的「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作業」,年度最高資助額達42萬新台幣,金額跟香港相若,但按生活水平計則較香港優厚。直到前年,政府的「創意香港」才成立首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並於今年5月完成第二屆申請,每個項目資助出版50萬完,只能說是遲來的德政。

著名作家倪匡早前擔任2019年香港書展嘉賓。(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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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業萎縮 政府支援仍不足

相比文學創作,電影製作更是燒錢。昔日香港電影業興旺,要投資者出資當然容易又闊綽,但隨着本地電影業在1990年代後期起衰落,業界陷入惡性循環,即電影的私人投資額減少,戲院、港產片產量和觀眾減少,業界人員轉往內地發展或者索性離開行業。羅啟銳當年開拍純以本地題材和純本地製作班底的《歲月神偷》,可謂少數。

在業界積極爭取後,政府增加支援電影製作,例如在1999年成立電影發展基金,到2013年推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以發掘和培育具潛質的電影製作人才,《歲月神偷》大概三成共360萬元製作費就是由電影發展基金融資得來。

到前年因應新冠疫情和製作量下降,政府再推出「薪火相傳計劃」、「劇本孵化計劃」、「香港電影導演會專業培訓計劃」,又提早向「電影製作融資計劃」申請成功者發放融資等。此等融資、資助計劃不能說沒有用,但業界代表認為杯水車薪,例如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認為「隔靴搔癢」,政府融資比例低但又要求電影具備商業價值是難以兼顧。

事實上,至於融資計劃實行至今近15年,已製作的40部電影,總批出融資額亦只是1.21億元,相當於一年內三數部西片的香港票房而已。至於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由2013至2020年每年名單只有二至五部電影,實在難言政府支持增加電影產量。即使能夠開拍,不少電影——包括《歲月神偷》——也是靠演員片酬「友情價」才可壓低成本,編劇等幕後的報酬更為有限。而在幾輪疫情下,即使有資助,電影製作單位也不能穩定拍攝,這對新晉一群打擊尤大,不少幕後幕前工作者受訪時也表示已轉職保安、外賣等行業,工作檔期大失預算。電影界守望相助產出電影值得鼓勵,但班底要長期靠減薪無償才可運作,亦不見有益於行業。

張婉婷、羅啟銳(梁碧玲攝)

要成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政府勿只重西九

新設的文化局對倪、羅二人離世表示惋惜。惋惜之餘,局方以至政府要盡力傳承二人的貢獻,答案顯然是加強加緊培育後進,更多作家和電影工作者得以全身投入他們嚮往的志業。政府既要對業界培育新晉者增加資助,亦要與兩岸四地以至其他地方的官方或民間華文團體串連舉辦文化交流活動,讓他們給更多人認識,助他們尋找事業機會。

宏觀來看,世界各地政府也着重軟實力,利用大眾流行文化為地方行銷,帶起經濟,改善外界對一地的形象和增加內部人民的認同感、歸屬感,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亦明確支持香港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港府重視文學和電影也是達致國家目標。既然港府已大手筆投入以藝術和表演為主的西九文化區,亦要用同等重視文學和影視界別,才可對得起仍在疫情下掙扎求存的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