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垃圾徵費的挑戰 從來不是執法問題
政府日前公布家居垃圾收費的建議實施安排，若條例草案得立法會通過，最快會於2019年下半年實施。社會着眼點似乎僅在於執行上所遇到之困難，如非法棄置、使用非指定垃圾袋等。這些問題政府固然需要正視，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在徵費實施後如何開展下一步措施加以配合，達致徵費的真正目標──源頭減廢。
執法問題僅屬枝節 台韓經驗可借鑑
按現今的廢物增長速度，香港3個堆填區快將不勝負荷。若要緩和堆填區壓力，須得從源頭入手，減少棄置量。政府是次「寓禁於徵」對家居垃圾徵費，可謂是正確的起步，徵費實施後，每個家庭每年須繳付300多元，對不少家庭而言，這筆開支雖屬可負擔範圍之內，但想及每年要將數百元「當垃圾掉」，自然覺得花得冤枉，故徵費有望稍為改變一些市民多年來所養成的棄置垃圾習慣。
雖然有一些市民擔心，實施垃圾徵費後，或會衍生違法棄置垃圾等執法問題。但觀乎其他國家與地區，例如台灣與韓國等經驗，垃圾徵費所帶來的執法問題，只是一些技術上的枝節，當局當然應予正視，但現實環境上並非無法處理。
相比執法問題，垃圾徵費帶出一個更值得關注的議題，就是當市民減廢意識提高，更願意作垃圾分類回收，以減輕垃圾費的支出之後，意味着有更多的可循環再造廢物需要處理。但是，以香港目前的狀況，到底有多少被分類的垃圾，得以循環利用？還是市民努力做好分類的可回收廢物，因為欠缺回收商吸納，最終又「殊途同歸」，被棄置於垃圾堆填區？
回收業界艱苦經營 有用廢料乏出路
鑑於現今經營回收行業成本甚高，如租金、僱員薪資及排污費用持續上升，在難以達致收支平衡下，難免令有意營辦回收業的投資者卻步。事實上，現時不少回收業者都是艱苦經營，特別是在全球商品價格回落的當下，一些經濟價值不高的可回收垃圾，就更乏人問津，最終又要丟往堆填區。據環境保護署數字，2015年每日人均棄置垃圾量為1.39公斤、固體廢物回收率為只有35%、被棄置於堆填區的固體廢物，屬可回收的紙料、廚餘、塑料、玻璃等所佔比率高達89%。
而政府對回收商的資助方式，往往未能配合業界實際需要，例如環境保護署設立的10億元回收基金自2015年10月起啟動，但至今已有三成多的項目主動撤回或退出。政府原意雖好，但資助申請門檻過高，例如申請膠樽回收資助者平均每日回收要求為50多公斤，但業界平均每日回收量只及此標準的一半左右。
雖然香港正面對垃圾圍城之困，但有人認為，回收行業畢竟是一盤「生意」，政府不應有太多的資助，以免慷納稅人之慨。不少政府官僚正是抱著這種心態，坐視回收業面對的問題，最終令香港社會付上更嚴重的代價。例如政府本計劃於2005年在屯門環保園興建一座中央廢水處理設施，項目經立法會批准撥款，後又基於「成本效益」問題而擱置興建，繼而要求租戶自行興建排污設備，終釀成更嚴重的衛生問題。
上述事例只是冰山一角，因為現時主要以堆填方式處理垃圾，成本相當高昂，3個堆填區的建造費用高達60億元、每年的營運費、廢物收集及轉運服務費開支合共超過12億元，變相將「億億聲」的公帑隨垃圾棄置於堆填區。
而且，目前約1000個公共和私營廢物收集站、7個位於市區及北大嶼山，各佔超過1公頃土地的廢物轉運站亦有其自身的土地價值。如政府繼續對回收業的經營問題「闊佬懶理」，令大量可回收費物在苦無回收商接收下要丟到堆填區，按目前香港的垃圾棄置情況，未來數年或須另覓約400公頃的土地用作建造多個新堆填區，藉以容納香港直至2030年所產生的廢物。當政府與社會為了區區33公頃的橫洲公屋計劃鬧出軒然大波，實在難以想像香港還要找出十幾個橫洲，只是用來丟棄回收無路的垃圾。
公帑倒進堆填區 還是資助回收業
因此，港府應該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降低資助門檻，助回收行業發展，為可回收廢物創造出路，再輔以垃圾徵費的方式，多管齊下，逐步減少以堆填方法處理垃圾。
其實由政府資助回收行業，非一個無底深潭。現階段香港市民分類回收的廢物數量有限，回收公司的處理成本難免高企，但根據韓國情況，垃圾徵費制度將造就其回收行業興起，回收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將可逐漸提升。只要港府願意增加對回收業界的資助，助其解決當前的經營困難，在垃圾徵費實施、港人回收意識上升，回收商的業務就有望逐步上軌道，減少對政府資助的依賴。
誠然，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市民生活與經濟活動產生廢物無可避免。但政府若未能發展本地回收行業，處理市民分類回收的廢物，大量垃圾最終又被運往堆填區，垃圾徵費亦只會事倍功半，終歸徒然。再者，現今香港土地稀缺，繼續依賴堆填方法難免須把珍貴的土地資源撥歸廢物處理用途，牽連到全民關注的土地問題，對社會民生之影響不容忽視。該當如何取捨，政府必須深思箇中利害，莫以教條化的「市場經濟」原則，令香港整體利益失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