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舊金山願景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在三藩市（舊金山）舉行的中美元首峰會達成了五個成果：恢復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開展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組，合作打擊芬太尼；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明年大幅增加直航航班；擴大教育、留學生、青年、文化、體育和工商界交流。

然而，中美未達共識的事情仍然不少。拜登重申中美存在競爭關係，但習近平表示大國競爭解決不了中美兩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習近平向拜登要求停止武裝台灣，反對美方在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單邊制裁方面針對中國，拜登卻說將繼續防止先進的美國技術被用於破壞自身的國家安全，甚至反過來指控中國採取不公平貿易政策、非市場經濟行為和對美國企業的懲罰性措施，損害美國工人和家庭的利益，以及要求解決在中國被錯誤拘留或禁止出境的美國公民案件。

在地緣政治或地區問題上，拜登重申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侵略，支持以色列抵抗恐怖主義的權利。這與中國對俄羅斯安全需要的理解、對巴勒斯坦人利益的維護顯然不同。

「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但雖如此，拜登仍然形容這次峰會是「最具建設性和富有成果的討論之一」以及「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表示「會晤談得很好，很全面，也很深入」。中國官方通稿亦指出「這次會晤積極、全面、富有建設性，為改善和發展中美關係指明了方向」。

這就是當下中美關係的現實——在許多方面縱有分歧，但「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受的」。

從峇里島通往舊金山之路

去年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與拜登會晤，已曾表示「過去和現在有差異和分歧，今後也還會有，但這不應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障礙」。經歷跌宕起伏的一年，二人能夠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前專門舉行元首峰會，超越去年的二十國集團（G20）期間雙邊會面，本來已有重要性。

習近平在任國家主席以來曾應前兩任總統邀請訪美，分別在加州陽光莊園會晤奧巴馬及兩年後的國是訪問，以及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與特朗普會面。惟海湖莊園會晤後，特朗普政府對華發起貿易戰，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加上新冠疫情，習近平至今已六年未再訪美。

早於去年峇里島上，習近平和拜登已同意繼續保持經常性聯係，但又發生氣球事件，令中美關係橫添阻礙。直到今年5月時任外交部長秦剛和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首先會面，然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詳談，中美關係明顯恢復進展。

接着布林肯、耶倫、雷蒙多先後來華，到10月下旬王毅訪美以及加州州長紐森訪華，習近平通往三藩市之路大抵完成鋪墊。正如王毅在中美元首峰會後表示，雙方達成的20多項共識中，部分在元首會晤前已成熟落地。

百年未見變局　中美關鍵階段

如此回看，不代表我們能低估中美元首峰會的難度。會後記者會上，拜登再次被問到習近平是否「獨裁者」，這足以說明意識形態對中美務實合作的阻礙。同樣地，中國輿論也不乏對美鷹派、好鬥的聲音。但正因環境如此，政治領袖更沒有隨從民粹的權利。如王毅所說，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穩定的中美關係，這次會晤是在中美關係處於關鍵階段的大背景下舉行。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除了中美要在團結合作或者零和對立之間作選擇，香港的思考和謀劃同樣要在這個大背景下進行。香港奉行「一國兩制」，本意就是要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普通法制度和國際聯繫。這在1997年後如是，在2019年後如是，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亦如是。中央非但不是主動要香港去國際化，更加不想香港被西方去國際化，中「脫鉤斷鍊」之下懷。

香港作為中國對外最開放、實行資本主義和普通法的城市，並非在去殖化過程中無奈、消極地保留舊有制度，而是以積極開放的心態來吸納西方文明。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香港更加有助中國學習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和文教體系，以至是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也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中央支持香港參與APEC等國際平台，為什麼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矢言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為什麼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高調會見太古集團行政總裁，甚至為什麼紐森訪問北京前會先來香港，促成明年由香港大學舉辦兩個灣區氣候論壇。

因為日程原因未克參加這屆APEC的特首李家超，以及代為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應該在這個大背景下思考和謀劃香港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