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早前報道立法會議員訪日的新聞稿，與日本外務省的新聞稿有一差異，沒有提及日本對於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自由開放制度、民主穩定發展等議題表示關切。雙方都沒有對外公佈日方表示關切的具體事項及疑問，如果立法會代表能夠公開表達知悉對方訴求，自然有裨於香港實事求是地處理港日關係。那麼，日方所提及的對於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具體關切事項，到底是指什麼？

來稿作者：李冠儒

筆者從事中日關係研究，經常參加中日友好交流活動。談及香港時，日本人有以下反饋：

1. 香港為什麼要禁止日本的食品？香港在食物安全的議題上還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嗎？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的新聞稿，文風怎麼越來越像內地政府部門？

3. 為什麼一名在日本讀書的香港人在社交媒體上發送煽動港獨訊息會被捕？這是不是「長臂管轄」(「域外適用」)？

4. 一些與日本人互動、在日本讀書的香港反對派，很和平地表達了自己的訴求，但為什麼會被關？

5. 我們都知道2019年北海道大學教授遭中國拘留的事情，當時很多日本知名的中日關係教授都聯署要求釋放他們，我來香港進行學術交流，還安不安全？

6. 《香港基本法》第23條（NSNO）的「間諜活動罪」打擊面太廣，香港還安全嗎？

7. 立法會還有代表性嗎？

有讀者可能質疑日本人竟會關注香港議題的細節。然而，許多日本學者都與香港有頗密切的聯繫，並會有系統性地向公眾介紹他們眼中的香港，更曾於台灣出版香港研究成果的中文版。例如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的政治學者倉田徹，特別注重《港區國安法》和《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而社會學者阿古智子，則曾在香港大學取得教育學博士學位，並於2022年出版《香港何去何從》（香港 あなた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一書。

可以說，港日關係並不只是經貿與文化關係，因為日本人非常關注香港，尤其是政治及法律議題。那麼，日本人為何關注香港？我們先要了解主流日本人的價值觀。

一些筆者很敬重的專家，常提及當代日本人有「軍國主義傾向」，如同美國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的日本研究經典著作《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格》所描述的一般，在鬥爭時就會「暴露殘酷本性」。不過，這種過期的觀點並不適用於當代日本。

筆者通過在日本留學和參與中日友好活動，與千餘名日本青年交流過。他們大多愛好和平，重視國際合作及人權發展，所以普遍關注人的安全（日本和加拿大在這方面的研究最出名），以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觀（即UNSDGs）等議題。2017至2018年間，筆者在早稻田大學修讀「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與衝突調解（Conflict Resolution）」一課，發現日本青年的新觀念，可能直接或間受到日本女性國際政治學者、前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國際協力機構理事長緒方貞子所宣導的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所影響。

當時許多日本學生主動討論敘利亞難民問題，甚至振奮地表示「一定要讓日本政府接收更多難民！日本要為國際社會多出力！」相信這是出於善意。筆者亦曾向就此向日本負責處理難民問題的代表查詢，得到的回應是：「我們也想接收（多點難民）…但因為敘利亞離日本很遠，敘利亞人也不熟悉日本文化，所以其實想來日本的人本來就少。看到我們的青年如此有愛心，我很振奮，同時很無奈。」這反映了「理想與現實」的一些差距，他們還拜託筆者：「我們大人的話他們聽不進去，你如果方便就跟你的同齡朋友解釋一下吧。」

在這樣的價值觀之下，2019年香港爆發修例風波，許多日本人關注焦點自然轉移至此。和他們交流的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他們真心希望香港變得更好，只是他們所接收的資訊基本上都是反港府或者並不準確的謠言。筆者至今仍會被日本朋友問及：「香港是否不能上外國網站了？」類似的情況，已在《極端思想是中日民間交流的結構障礙》一文闡述。

筆者在《中日關係回暖香港宜把握機會改善港日關係》一文提及，日企普遍沒有信心在未來5年於香港盈利；本文則嘗試解構日本人為何對香港前景感到悲觀。當前中日相互靠近，正是基於各自國家利益，而港府若想發揮自己所長、滿足國家所需，理應全面檢視日本對香港的關切點，繼而積極應對、坦誠溝通，盡量釋除不必要的疑慮或誤會，才能促進中日最大程度地互惠互利。以立法會議員在聖誕前夕訪日所引發的爭議為例，許多市民批評是次考察只圍繞特定議題進行交流，未能呈現可量化的、實在的好處，卻耗費了不必要的公帑；面對市民的疑惑和憂慮，港府更應有意識地整理貿發局東京辦事處、駐東京經貿辦以及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一手數據，「虛實結合」，證明港日合作能為民生帶來好處。

至於立法會訪日新聞稿「扣料」一事，也有一些思考空間。2023年8月，日本開始把福島核電站核污水排放出海，港府因而發出《食物安全命令》，禁止源自日本10（都）縣的水產、海鹽和海藻食品進口本港。港日關係自此轉差，直到近期開始高調「破冰」。有理由相信，「扣料」或是拖延處理日本關切問題的一種策略。1978年，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談及釣魚台問題時表示：「擺一下不要緊，一擺十年也沒關係。我們這代人智慧不夠，這個問題談不攏，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一些。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說，正是因為當時的「拖」，才實現了後來的中日友好。然而，「拖」始終不能解決問題，在世界格局大變的當下，昔日諱莫如深的外交議題不時被放上檯面，國家領導人都要直面爭端，「扣料」的立法會也應該積極思考如何回應日方關切。

「一國兩制」的巨大活力之一，在於特區採取有別於內地的制度，與國際接軌、對話、交流。也因此，香港過往在與日本互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多正面影響。關注香港及外交事宜的KOL「兔主席」曾在撰文中提及，許多內地人對1980至1990年的香港印象是「日本流行音樂代理」。時至今日，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仍有龐大市場，例如過去一年，香港舉辦了包括知名日本雙人音樂組合YOASOBI等在內的40多場日本演唱會、音樂會。其實港日之間的關注是雙向，共同話題多而廣，這些良性互動也可進一步推動日本人關注香港。

經歷2019年的「亂」，即使面對屬於「自治」領域的聯通國際事務，港府部份官員難免有種等待中央指示的「不做不錯」心態。這可以被理解，但不應被認同。香港理應在與中央保持溝通的情況下，依靠「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制度保障，主動出擊回應外部關切，讓日本乃至國際社會重新看到「一國兩制」的活力。筆者作為關注中日關係的香港研究人員，由衷期待港府在國際交往方面「以結果為目標」，也希望特首李家超考慮於2025年訪日，代表香港與日本人對話。當然，訪日不免會被問到本文開首提及的7個敏感問題，但我們必須對得住「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稱號！

本文作者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李冠儒。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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