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特區政府要肩負起「第一責任人」的角色

撰文:01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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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作者:周小稞

5月底、6月初的香港迎來了又一波的「高光時刻」。5月20日全球新能源龍頭企業寧德時代在香港上市,令香港今年以來的IPO融資規模突破600億港元而重回全球第一。根據安永的統計,截至6月11日,香港市場的集資額已超千億港元,全年更有望突破1,600億,勢將重奪全球榜首的寶座。5月21日香港立法會通過《穩定幣條例草案》,5月30日《穩定幣條例》刊憲成為香港正式的法律並將於8月1日正式生效,香港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為穩定幣立法的經濟體。5月30日《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在香港舉行,由中國發起與主導的國際調解院正式成立並將以香港為總部。面對香港的「喜事連連」,去年2月曾在《金融時報》高調宣稱「香港玩完」的羅奇在6月初接受《彭博》採訪時承認,中美衝突對香港「利多於弊」,「現在說香港已玩完為時尚早」。

羅奇的轉向其實揭示了香港「高光時刻」背後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在中美博弈中,香港非但未如預期和撰文所預測般遭受重創,反而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窗口的獨特地位令其從中受益」。今年4月初,當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不排除要求中概股在美國退市」時,香港的資本市場不僅成為那些在美上市中概股回流的首選,也變成那些計劃赴美上市內地企業在新形勢下的最優選擇。今年5月下旬,當特朗普宣佈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現有學生必須轉學時,香港的名牌大學就成為哈佛國際學生及計劃報讀哈佛學生的考慮對象,6月初香港科技大學向兩名來自中國內地及巴基斯坦的哈佛研究生發出了錄取通知。

相較於美方因素的影響,中方因素才是香港「高光時刻」背後更為重要的推手。香港今年能夠重回全球IPO融資龍頭地位,離不開中國內地政策的大力支持。去年4月,為鞏固與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中國證監會發佈五項資本市場對港合作措施,包括支持內地行業龍頭企業赴港上市,於是就有了今年5月寧德時代的重磅上場。至於在區塊鏈技術領域默默無聞的香港能夠在數年間成為國際虛擬貨幣的重要樞紐並躋身全球為數不多為穩定幣立法的經濟體,很大程度則要感謝中國內地從2017年開始對各類虛擬貨幣交易的一系列封殺,令資金、技術與人才紛紛湧向香港。而國際調解院能夠落戶香港更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愛,因為香港雖然有著成熟的普通法制度、獨立的司法體系以及與國際規則接軌的法律環境,但在國際調解領域,無論是人才的儲備還是實踐的經驗都是一片空白。可以說,沒有內地的強力支持,香港根本無可能成為國際調解中心。

事實上,在關鍵時刻中央與內地助推香港發展,自香港回歸以來就已成為常態。2003年香港在非典疫情的打擊下百業蕭條,中央政府及時推出自由行,成功令香港經濟走出低谷。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也是在內地的倡議與堅持下才得以完成,儘管當初遭到香港社會不少的質疑與反對,但今天它們都已成為香港繁榮的新地標。2019年香港遭遇嚴重的社會動亂,也是在中央適時推出《國安法》才得以實現由亂及治。為促進香港與內地的融合發展,中央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設想與規劃。為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的土地緊缺問題,2021年《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在中央的支持下橫空出世。2022年中央又在十四五規劃中明確了香港的「八大中心」地位。這些都已成為香港目前發展的「重中之重」。

相比之下,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在重大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方面則要遜色不少。2002年為挽救主要因外圍環境而急挫的樓價,特區政府推出「孫九招」,完全背離「居者有其屋」的土地房屋政策初衷,土地供應日趨緊缺,地價房價升至難以理喻的高位。2003年特區政府在「二十三條立法」上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香港政治自此走上嚴重對立之路並最終引發2019年的嚴重社會動亂。面對累積十餘年的土地緊缺問題,特區政府提出足以摧毀香港財政根基的超級大白象工程「明日大嶼」。特區政府推動的「十大建設計劃」更是傷痕累累,一地雞毛:所有的工程項目無一例外延期又超支,西九文化區與啟德郵輪碼頭更處在破產的邊緣。

好在香港的運氣好。前有港英政府為香港奠定制度與設施優勢,後有中央政府為香港進一步強化制度與設施優勢,甚至為香港明確未來的發展定位與思路。不過中央與內地也明了「天助自助者」的道理,並恪守「一國兩制」的底線。習近平主席多次提及,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剛剛來港視察的夏寶龍主任和新任中聯辦主任周霽再次提及,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就是擔心在中央政府的恩寵下,特區政府「躺平」,讓「港人治港」慢慢演變為「京人治港」。

其實特區政府對自己的憲制責任是十分清楚的,上任特首和現任特首在不同場合都提到過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第一責任人」角色。但如何扮演好這一角色,無論是特首還是特區政府似乎都還未達到中央與民眾的期望。最近李家超提出設立「高官責任制」的構想,應該說是邁出了可喜一步,不過在筆者看來,獎懲之餘,更重要的是樹立那種為香港利益和香港民眾打拼的精神與擔當。香港公務員尤其是高級公務員都是萬里挑一的精英,為什麼拿不出高質量的產業政策?為什麼推出的政策備受社會詬病?因為他們欠缺的正是這一精神與擔當。

作者周小稞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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