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若璞、陳元通

據2021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指出，全港約11萬戶家庭居住在劏房裡，人均居住面積僅6平方公尺。近年來媒體廣傳的「籠屋」畫面觸目驚心：一棟棟握手樓不見天日，密集的窗戶尤如蜂巢，有網民感慨「連呼吸都覺得奢侈」。當啟德體育場的演唱會門票被搶購一空時，深水埗、油尖旺等老區的劏房戶正為每月五六千元的租金發愁。作為一個人口密度極高的城市，住房問題已成為香港最尖銳的社會矛盾之一。當政府在2024年提出「簡樸房」規管制度並預期能改善社會基層基本起居空間的同時，我們不妨關注一下這座城市的未來——青少年族群的居住體驗。

Z世代的空間焦慮

筆者在《High-density living, migratory status, and perceived crowding: A study of juveniles in Hong Kong》一作中，透過對香港1213名16至17歲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收集他們的居住體驗、住房類型、居住條件與家庭環境等等不同的因素以了解青少年對擁擠的感知反應及住屋情況。調查結果顯示，房屋類型與青少年的居住體驗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其中劏房多由業主自行間隔，存在諸多安全與衛生隱患，如消防問題、通風不足及隔音差等。長期居住不僅可能影響健康，壓抑的環境也更容易導致青少年產生自卑心理，使家庭和社交關係惡化。

此外，即使香港房委會近年推出以居民為本的「幸福設計」等創新方法對於公屋和居屋的環境進行優化，但空間的限制終究難以消除。除了居住面積，研究發現住宅的房間數目也與感知擁擠程度呈負相關。換言之，缺乏私人空間亦同樣會令青少年感到壓抑。與劏房、公屋和居屋對比，私人住宅則完全是另一種景象。當港島豪宅人均面積可享50平方米以上，享受著獨立書房甚至家庭影院、游泳池的同時，同區的劏房住戶付著高租金卻依舊無法保證基本採光。這樣的強烈對比使青少年對於社會公平產生質疑，「空間鴻溝」和高昂的樓價讓他們感覺無力改變命運。

有趣的是住房類型帶給青少年的影響遠遠超過實體空間本身。即使控制了人均住房密度和臥室數量後，住在公屋和居屋的青少年也會相較感到擁擠。對於住在居所和週邊環境較殘舊的青少年，負面感覺更甚。不同於其他能享受會所、私人泳池的青少年，這些青少年在放學後寧願在街上遊蕩，也不願回到擁擠的家中。與私人住宅的居住環境的差異亦容易形成青少年階級意識，造成心理落差。

新移民青少年的「落腳難」

研究中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發現，香港作為一個多元城市，移民身分也會對青少年的居住體驗產生影響。研究指出在外地出生的學生（無論是中國內地還是海外）所報告的擁擠程度都高於本地出生的學生。除了居所縮小了，移民家庭往往面臨更多「上樓」壓力，加劇了他們的心理負擔。

新移民家庭因為生活環境和文化背景的轉變，往往難以在短時間內獲得與本地居民同等的社會經濟地位，導致他們在住房選擇上更為受限。除了精英階層，新移民家庭大多只能選擇成為私人租戶，居住面積往往小於本地居民。較少的原始資本累積也使他們在短期內幾乎難以滿足購房條件，只能在租房經濟壓力和不穩定的居住環境中掙扎。這現象在東南亞等少數族裔的移民家庭中更為顯著。青少年作為家庭居住環境的被動接受者，對於難以改變的現狀更容易升起無力感，加劇他們在這城市的心理壓力。

除了自身經濟能力所導致的住房限制，香港住房政策的扶持也常將他們排除在外。當本地居民為了獲得公屋的資格而排隊多年時，部份新移民家庭卻連等待的機會都不曾擁有。政策的隔離加劇了新移民青少年的邊緣感，令他們在社會融入過程中更感艱難。因此若想進一步改善青少年及移民的居住環境，仍從政策層面入手。當然，政策調整需兼顧公平與效率，確保資源合理分配，平衡本地與新移民家庭的住房機會。

在方寸之間尋找尊嚴

歸根究底，香港的住屋問題本質上是土地資源與人口密度的矛盾，但青少年的居住體驗不應簡單歸結為「經濟問題」。如何可以在現有環境中創造更「青少年友好」的條件是政府應要思考的難題。當我們在維港讚歎城市繁華時，不應忘記那些在公屋裡努力讀書的孩子；當啟德體育館的燈光照亮夜空時，更需要關注深水埗劏房裡的微弱檯燈。從「劏房」到「私人住宅」，從本地居民到新移民家庭，每一個細節的改變，都可能影響一代人的發展。這不僅是房屋政策的迭代，更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丈量。正如建築大師貝聿銘所言：「建築是有生命的，它雖然是凝固的，可在它上面蘊含著人文思想。」當然這篇文章篇幅有限，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會進一步探討除了上述因素之外，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擁擠感知、住房密度和房屋權屬。

作者楊若璞是嶺南大學中國與區域發展項士課程學生，陳元通是嶺南大學研究院研究助理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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