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

江西贛州東江源區作為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地區4000余萬民眾的「生命之水」發源地，通過十餘年探索，成功將生態保護壓力轉化為綠色發展動能。資料顯示，東江源區的安遠、尋烏、定南三縣生態產業對當地地區生產總值貢獻率從2018年的23%躍升至2024年的61%。這一實踐不僅有力保障了香港80%的飲用水供應，更創造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鮮活樣板。東江源地區的核心經驗在於通過制度創新、產業重構和技術賦能，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稀缺發展資本，形成保護與發展良性迴圈的「東江源模式」。這種把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辯證統一的實踐經驗值得香港借鑒。

東江源區三縣的自我犧牲精神

位於東江源頭的尋烏、安遠、定南三縣，為保障香港供水安全做出了巨大經濟犧牲。三縣農民人均收入長期遠低於珠三角地區農村水準，這種差距源於三縣採取的一系列自我限制措施。源區對產業准入實施嚴格限制，全面退出危害水源的礦業。近十年來當地累計拒絕高污染、高能耗專案超過750個，其中不乏投資額巨大的項目。定南縣全面停止稀土採礦權審批，關停所有礦山企業，而尋烏縣則放棄潛在價值超100億元的鎢、鉬、稀土等礦產資源開發。

這些重大犧牲確保東江源水質穩定在Ⅱ類以上，出境斷面水質達成率常年保持100%。2016年粵港續簽供水協議時，香港水務署公開承認：「沒有東江源區的犧牲，就沒有香港的飲水安全。」

生態修復與產業發展相結合

面對環保政策層面的嚴格限制，東江源區創新形成「山上山下同治、地上地下同治、流域上下游同治」的系統治理模式，實現了生態恢復與產業植入的協同推進。尋烏縣的治理成效令人矚目。植被覆蓋率從10.2%升至95%，植物種類從幾種草本增至百余種喬灌草植物，地表水pH值從4.5恢復至6.8，形成了「光伏發電+生態農業+觀光旅遊」的迴圈產業鏈。2025年7月，柯樹塘礦區被列為全國生態修復示範點，昔日地球傷疤變為生態聚寶盆。

安遠縣政府推動低產林轉產油茶、獼猴桃23.6萬畝，傳統果業轉型生態種植，粗放農業轉向「豬-沼-果」迴圈模式。通過十年治理，三百山區域水質達成率保持100%，2023年獲批國家5A級景區，年接待遊客突破200萬人次，實現了「封山育林換來旅遊紅利」的良性迴圈。

創新生態補償機制

東江源區率先探索的跨省橫向生態補償機制，為生態保護提供了可持續制度保障。當地與廣東省合作分階段落實生態發展補償政策。在2024-2027期間，補償範圍拓展至碳排放權交易領域，尋烏林業碳匯專案納入廣東碳市場。三輪累計補償資金達13.47億元，支持53個工程項目。

除政府補償外，東江源區還探索了包括市場化、產業協作等在內的多層次補償方式。廣東粵海集團自2006年起每年從水費中撥付1.5億元補償源區三縣，開創企業主導的流域補償先例。深圳與尋烏共建「深尋支援合作產業園」，引入8家深圳企業，2024年園區產值達32億元，反哺生態保護資金1.6億元。

生態產業化

東江源區通過創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收益，形成包括生態旅遊、生態農業、清潔能源、水產業在內的四大支柱產業。當地把生態旅遊融為一體，推動全域旅遊開發。尋烏打造「東江探源」線路，建設水源涵養生態體驗區；安遠以三百山為核心，串聯東江第一瀑、思源文化園等景點，形成「兩天一夜生態遊」產品，通過國家5A景區認證，旅遊收入較保護前增長4倍。政府推動文化賦能增值。定南縣建設「客家水韻小鎮」，開發東江源水文化沉浸式體驗館；尋烏在修復礦區建設「地質文化村」，利用礦坑打造攀岩基地。2024年三縣生態旅遊總收入突破80億元，較補償機制實施前增長4倍。

東江源三縣初步建立生態農業價值鏈。政府推動標準和品牌建設，實施綠色認證體系，創建「東江源」區域公共品牌。他們還初步形成清潔能源協同網。在修復礦區架設光伏板，採用「板上發電、板間種植、板下修復」模式，尋烏柯樹塘專案年發電收益達6000萬元，同時降低地表溫度4-6℃，促進植被恢復。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於2023年落地，僅用4個月實現主體開工，10個月後即完成進垃圾和點火發電，充分展現了當地政府和相關企業辦事的高效率作風。

香港極端主義環保運動

香港早期的環保組織主要聚焦於自然保護區的設立和物種保育，成功推動了米埔濕地保護區的建立和郊野公園系統的完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部分環保團體逐漸走向極端主義立場，將環保與發展置於二元對立框架。2011年東平洲被納入世界地質公園的案例充分暴露了這種極端傾向，特區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完全忽視了原住民的經濟發展甚至基本需求。島上居民每日依靠井水和發電機維持生活，而遊客的大量湧入進一步加劇了資源緊張。前來遊覽人士更與居民爭水用，直斥政府沒顧及居民需要。這種忽視經濟發展和基層利益的環保決策模式，引發了對「環保霸權」的社會批評。

香港環保行動的方式方法也引發了廣泛爭議。2017年，綠色和平組織成員採取極端方式表達對塑膠污染的抗議，他們爬上中環摩天輪懸掛橫幅，導致這一地標設施全天停運，無數遊客失望而歸。這種對抗性策略往往適得其反，當環保行動以干擾市民正常生活為代價時，不僅難以獲得公眾認同，反而會削弱環保理念的社會基礎。

部分團體將「零開發」視為環保的最高標準，反對任何形式的土地開發利用，包括對郊野公園邊緣地帶的合理利用。這種立場直接導致香港土地供應嚴重不足，加劇了住房危機。據研究顯示，香港僅有24%的土地已開發，而郊野公園佔土地總面積的比例高達40%。這種資源錯配現象使得香港成為全球房價最高的城市之一，超過20萬人居住在條件惡劣的劏房中，還有約8萬人居住在鐵皮屋當中。

極端環保立場對香港經濟民生造成了實質性的負面影響。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環保爭議導致的拖延代價高昂。石鼓洲垃圾焚燒發電廠專案在立法會審議過程中曾經遭遇激烈阻撓，歷經10周「拉布」才勉強通過撥款。如今時間過去了8年，該發電廠才有望今年年底開始發電。議員拉布影響民生和環保政策的撥款申請，不單當局受影響，連其他政策局亦受影響，包括環保團體和回收業界引頸以待的回收基金撥款。這種政治博弈最終損害的是香港整體的環境治理能力，香港每日產生的生活垃圾只能堆積在臭氣沖天的填埋場，形成惡性循環。

更為深遠的影響體現在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等真正的環境問題上。當環保爭論陷入意識形態對抗，真正具有變革意義的綠色技術創新難以獲得充分支持。香港作為高度發達的國際都市，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不足1%）、建築節能標準、電動車普及率等關鍵指標上均落後於同類城市。這種滯後不僅影響環境品質，更削弱了香港在綠色經濟領域的競爭力。根據2023年全球綠色競爭力指數，香港在亞洲四小龍中排名墊底，尤其在綠色創新和生態效率兩個維度表現薄弱。

借鑒東江源經驗，創新協同模式

江西贛州東江源地區的實踐為香港提供了寶貴啟示。安遠、尋烏、定南三縣立足「一江清水」的天然稟賦，探索「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發展可持續」的立體轉化路徑，成功打造紅色研學游、綠色康養遊、客家風情遊等多元業態。香港完全有條件借鑒這一模式，利用豐富的郊野資源發展生態旅遊，將環保區變為環境教育體驗區；活化新界傳統村落，開發融合客家文化的可持續旅遊專案；將工商業廢棄用地改造為生態研學基地。這種「保護中開發」的政策既保全生態價值，又創造經濟機會，實踐「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

破解環保爭議的關鍵在於建立包容性決策機制。東平洲事件警示我們，任何環保決策都必須尊重在地居民權益。香港應建立在地參與式環保規劃機制，在設立保護區或推進環保專案時，確保原住民擁有充分話語權。可參考東江源經驗引入生態補償機制，讓因環保政策受限的社區獲得合理補償。同時，對極端環保行動需有明確法律界定，強調做任何事情都應先考慮社會整體利益，以不影響他人自由和利益為原則。法治是平衡環保與發展的重要保障。

發揮海洋自淨力

東江源地區之所以能夠實現環保與發展的辯證統一，重要經驗之一是本著實事求是精神，堅持因地制宜和因勢利導。香港有260多個島嶼，屬於典型的海島經濟體，其海洋自淨能力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難以企及的天然環保優勢。這一自然稟賦若能被科學啟動，可大幅降低環境治理成本，避免過度依賴高投入的工程化手段。在人工智慧科技發達的今天，我們宜擁抱海島智慧，塑造低成本環保範式。

香港海域受珠江口沖淡水與南海潮汐雙重影響，水體交換速率快。以維多利亞港為例，其狹窄入口與內部寬闊水域形成漏斗效應，潮汐流速高達1.5米/秒，污染物可在48小時內被稀釋擴散至外海。這種自然動力系統遠超人工汙水處理效率，若合理規劃排污點位與時間（如避開低潮期），可最大化利用潮汐沖刷作用。

海洋生物是天然的淨化工程師。濾食性生物如牡蠣每日可過濾200升海水，吸附懸浮顆粒與氮磷物質。有關研究顯示，每公頃蠔礁可清除相當於1個小型汙水處理廠的污染物。紅樹林濕地中的厭氧菌群可降解石油烴、有機氯等難分解污染物，後海灣紅樹林已被證實對深圳河輸入的陸源污染具有顯著消納作用。

生態工程可以替代硬質化工程治理。在這方面，我們已有一些成功案例。香港都會大學團隊利用焚化爐灰渣與疏浚海泥製成「生態磚」，其多孔結構可附著貝類、藻類，生物容納量達傳統混凝土海堤的2倍，碳足跡降低40%。該項目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已在南部防波堤示範應用。西貢蠔湧河道改造中，放棄水泥襯砌，採用緩坡石灘與沉水植物帶，既提升洩洪能力，又通過水生植物根系吸附重金屬，使氨氮濃度下降35%。

有效利用海島優勢可以避免「本本主義」環保陷阱。將軍澳海水化淡廠雖保障供水安全，但每噸水產水電耗達4kWh，成本約12-13港元，且濃鹽水排放需額外能源稀釋。對比之下，擴大紅樹林濕地、修復蠔礁等基於生態系統的措施，初期成本僅為人工設施的1/5，且長期維護費用趨近於零。米埔濕地每年處理約600萬噸周邊農業排水，若以人工濕地替代需占地30公頃、投資超10億港元，而天然濕地僅需保護成本。

所以，我們從東江源綠色發展的經驗中得到的重要啟發之一是推行因勢利導的海洋友好型治理，通過生態工程放大自淨能力（如海堤變礁石）、設施與海域融合（如焚燒廠兼作淡化站）、政策順應自然規律（潮汐排汙制度）等「借力自然」的政策，使環保不再是發展障礙和財政黑洞，而成為一場低成本的可持續共生發展實踐。

近期特區政府宜擴大藍碳生態系統修復，在船灣、大鵬灣等退化海域投放人工牡蠣礁，目標5年內覆蓋50公頃，預計年吸附氮磷負荷相當於1座中型汙水處理廠產能；在新界西北河口水域恢復鹽沼濕地，增強對珠江沖淡水的污染物截留作用。借鑒荷蘭海上汙水處理平臺經驗，在離島水域部署浮動式模組化處理站，利用潮汐能發電驅動微生物膜反應器，就地處理鄉村污水，避免長距離管網建設。為政策鬆綁，活用海岸帶韌性空間，修訂《海岸保護區條例》，允許在生態敏感度低的灘塗開展試驗性生態工程（如海草床種植）；建立潮汐排汙許可證制度，按水流動力學資料分級核定排汙總量。

走向融合共生的未來

環保不是發展的對立面，而是經濟轉型的戰略支點；發展不是環境的掘墓人，而是生態創新的推動力。江西贛州東江源地區的實踐啟示我們，優質生態環境本身就是稀缺的發展資源，關鍵在於通過創新思維實現價值轉化。對香港而言，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絕非回到小國寡民的原始狀態，而是基於國際大都市的特質，因地制宜地開創高密度城市的生態文明新模式。這要求我們超越「保護vs開發」的二元對立，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把廢棄垃圾變成清潔能源，把藍色海洋變成環保助力。

香港綠色發展之路的核心在於「三個協同」：環保與經濟的協同，使生態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技術與制度的協同，讓創新獲得政策支持；城市與自然的協同，在高密度環境中創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空間模式。這條道路既是對國家雙碳戰略的積極回應，也是香港突破發展瓶頸的必然選擇。我們有權利見證一個國際大都市的綠色蝶變：在這裡，環保與發展不再是對立的選擇題，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院長。文章標題由編輯所擬，原題為「借鑒贛州東江源經驗，走融合共生綠色發展之路」。內容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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