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李冠儒

《南京照相館》即將在港上映，有人評價其對焦真實而非仇恨，亦有人質疑其向兒童灌輸無差別的仇日思想。由於電影涉及大量暴力鏡頭，被香港定為IIB級——青少年及兒童不宜。不過，內地影院並沒有禁止兒童觀看，所以香港評級難免引起爭議。

不少香港媒體報道，《南京照相館》男主角（蘇柳昌）的原型是於「南京大屠殺」期間，在南京華東照相館當學徒的羅瑾；而電影故事則是描述原本「無價值」的中國平民，變成被日軍視作能夠提供翻譯、沖洗照片等「有價值」的「朋友」，甚至被賦予平民視覺中的「特權」，後來覺醒並暗中抵抗，又冒死保留日軍罪證影像，向國際社會展露日軍暴行。

類似案例在日佔香港亦屢見不鮮，已故資深傳媒工作者鄭明仁所著的《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中就有記載「漢奸記者」暗中傳遞信息以抗日的細節，研究亦普遍指「漢奸」至少可被細分為配合實際反抗、消極依附及為虎作倀三類。除報業外，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還有很多香港居民積極報名成為「憲查」（注：警察）等以對日證明自己「有用」，否則就會面臨隨時被趕出香港、或失去配給資格而餓死等危機。《照相館》所刻畫的苦痛與無奈，讓人不禁思考戰爭的殘酷、和平的價值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不易。

不過，也有聲音頻頻對《照相館》提出質疑。其中，曾任《產經新聞社》台北支局長、目前已經入籍台灣的矢板明夫的言論被多方轉載。他認為，《照相館》掀起新的反日浪潮，故會警告日本朋友近期不要前往中國。他又指，多名日本歷史學家批評《照相館》充滿不符合歷史邏輯、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質疑「日軍雖有隨軍攝影記者，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拍攝日軍勇敢作戰，以及受到各地民眾歡迎的照片，不會刻意去拍攝日軍霸凌平民的照片……（攝影師）都會自帶沖洗設備……不會把可能帶有軍事機密的照片交給當地照相館去沖洗的……應該是一個虛構的故事。」隨後，他引用一些內地網民的「無差別反日行為」，並表示：「一連串事件，明顯都和中國政府推行的反日仇恨教育和宣傳有關。」

為何會出現「無差別仇日教育」的說法？

《照相館》上映後不久，短視頻平台「抖音」確實出現一些內地兒童看完《照相館》後自發撕毀自己珍藏的日本漫畫、卡牌，又或是邊哭邊怒吼要殺日本人的影片，有關視頻在國內外都被廣泛傳播。電影本身並無刻意強調對當代日本人的仇恨，但有關孩童的仇恨言行並沒有區分過去與現在的日本人，加上電影涉及不少日本人肆意屠殺和焚燒中國人、殘忍摔死嬰兒等暴力情節，因此引發應否避免兒童讓觀看《照相館》的爭議。

《照相館》的重點確實不在血腥與仇恨，也總得有相關鏡頭才能呈現「大屠殺」的殘酷。以香港為例，在電影分級制度之下，《照相館》被評為「青少年及兒童不宜」的IIB級，而非「只准18歲或以上人士觀看」的III級。但依筆者之間，《照相館》應該被評定為在IIB-III級之見，因為IIB級是指「含有少量的不雅用語對白或恐怖內容，有中/高度的血腥暴力、驚嚇鏡頭，自殺、虐待、毒品描繪」，III級則是「含有大量清楚而明顯令人感到情緒不安或受冒犯的內容；…有極度的血腥暴力、不雅用語對白、驚嚇鏡頭…自殺行為」。

參考以往同類電影的例子，由牟敦芾執導的《黑太陽731》正是香港於1988年改行「電影三級制」後，首部被分為第III級的港產片。不過，內地並不實行電影分級制而採用審查制，能上映的話小孩就能看。筆者已在內地觀看《南京照相館》（下稱《照相館》）3次，觀察到有不少父母攜帶子女入場觀看，應是希望通過電影教育孩子「勿忘國恥」。然而，內地也有不少網民反思應否容許兒童入場觀影，而已採取分級制的美日等國，都有聲音質疑內地父母用心，甚至以此批評內地官方刻意放任乃至支持「無差別仇日教育」。只是，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愛國教育」本來就應從小開始，官方也從沒鼓吹無差別反日。

已故總理周恩來主張的「兩分法」或能提供折中思路。彼時的「兩分」就是明確區分「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和「大多數」日本人民。在現代語境下，可「兩分」為刻意扭曲歷史的與一般的日本人民。如此，在強調歷史教育的同時，也可以賦予民眾參與對日交流活動中的正當性。如果不進行「兩分」，即便那些願意反思歷史罪行的日本人也會成為被攻擊的對象，中國百姓也較難理解官方及民間一些中日友好論調及活動，難以提高一般日本人民被中國人民攻擊的風險，甚至被反華人士乘機炒作「中國威脅論」及「洗腦教育論」。

以往部分抗日電影也曾強調「兩分」。《黑太陽731》就是在不允許兒童及青少年觀看的基礎上以「友好歸友好，歷史歸歷史」作為字幕開場，並以「僅以本片獻給千千萬萬被實驗的苦難人民」字幕結束，提醒觀眾勿忘軍國主義日本在歷史上對中國人民的迫害，但也不否定戰後的中日友好合作空間。時至今日，中國所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與日本持股最多的亞洲開發銀行（ADB）都於印尼大舉投資高速鐵路等大型基建，以及水利等民生工程項目，確實存在超越「中日影響力競爭」並在分工合作的情況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貢獻的可能。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在7月公開摒棄「我方超人化、敵方弱智化」的抗日神劇，不妨考慮更進一步，在影視作品加入類似的「兩分」描述。

事實上，「兩分法」長期處於失效或被遺忘的狀態。日本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等解釋，這是因為「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之間國家關係層面的矛盾衝突上升，日本國內右傾保守勢力甚囂塵上……中國國內質疑乃至否定對日『兩分法』的聲音明顯增大」。筆者也在《石破茂友華立場引發自民黨抨擊——中日恩怨何去何從？》一文，指出為中國強徵勞工辯護的內田雅敏等對華友好的日本人長期不被重視及宣傳的尷尬。

筆者參與中日關係活動時，常聽到日本國內的（前）友華派、知華派內部充斥着「不宣傳及承認對華ODA的貢獻」、「中國的抗日紀念活動過分強調仇恨而非反戰」等質疑，也時常直面他們的「謝罪疲勞論」、以及「與中方失去共同目標」等說辭，甚至出現中日代表相互覺得對方做得不夠多的局面。因此，重提「兩分法」無疑能擴大與友華派及知華派的合作空間。鑒於中國近年多次強調要改善與鄰國關係，若中日關係應被改善，「兩分法」就要被重提，或者至少要將重提「兩分法」這個課題當成爭取日方合作的鎖匙來認真看待。

至於日本研究者質疑《照相館》失實的論述，純屬是打「稻草人」。即便電影中日軍中對「仁義禮智信」的「地獄級」曲解有些浮誇，可導演本身從未說過該電影是歷史紀錄片，藉誇張手法描述日軍攝影師伊藤秀夫如何一步步成為軍國主義的狂熱信徒，以及日軍以「開發」、「共榮」、「自存自足」等美詞粉飾其剝削之實。歷史上的羅瑾，本應是照相館學徒，電影中的蘇柳昌卻是在兵荒馬亂之際為保命而被「趕鴨子上架」學「洗片」的郵差。此類改編是為了突出戰爭的殘酷及無常，可更有效地帶出銘記「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主題，因此無傷大雅。有關學者所為實在不能讓中日任何一方邁向更好的未來。但願認真思考兩國的未來的人們，能夠提出讓中方兼顧愛國主義教育、和平教育的具體建議。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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