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

現代性作為社會科學的核心概念，長期以來被西方理論和經驗所主導。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將現代性的維度概括為資本主義、工業主義、軍事力量和監督，這一理論框架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邏輯和歷史經驗。然而，這一框架存在著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局限，無法充分解釋全球範圍內多元現代性的發展路徑，尤其是中國崛起所代表的新型現代化模式。吉登斯現代性理論中的「工業主義」維度主要描述的是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機械化生產模式，而「資本主義」維度則強調私有制、市場化和利潤最大化的經濟邏輯，兩者都未能充分捕捉到技術進步的速度和經濟運行的效率在現代性構建中的核心作用。

現代性理論的西方範式及其局限

西方現代性理論形成於特定歷史語境下。17至18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思想家和政治家們追求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政治理念，這些理念確實對人類文明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價值理念忽視了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作為現代性動力的根本作用。西方理論家往往將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視為自然而然的過程，或者是政治制度的副產品，未能認識到其作為現代性獨立維度的理論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發展經驗，特別是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的實踐，對現代性理論提供了重要的補充和重構。鄧小平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精准地捕捉了技術加速在現代性構建中的核心地位。而「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則深刻地反映了效率經濟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價值。這些理念不僅指導了中國的發展實踐，而且對全球現代性理論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

近年來，西方思想界也開始反思傳統現代性理論的局限。美國矽谷企業家Peter Thiel、馬斯克等人推崇英國學者蘭德（Nick Land）提出的「加速主義哲學」，主張通過技術加速和效率提升來推動社會變革。這種思潮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中國發展經驗的回應和反思，反映了西方精英對中國模式下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的深刻關注。

技術加速與效率經濟：中國經驗的理論內涵

技術加速與效率經濟作為中國經驗對現代性理論的重要貢獻，有著深刻的理論內涵和概念特徵。技術加速指的是技術進步、擴散和應用的速度不斷加快的過程，表現為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革的週期大幅縮短。效率經濟則強調資源配置和生產過程的優化，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產出，實現經濟系統整體效能的提升。這兩個概念相互關聯、相互強化，共同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動力機制。

與傳統西方現代性理論不同，中國經驗下的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有著獨特的理論特徵。一方面，技術加速在中國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的技術演進過程，更是一種國家戰略和制度安排。中國政府通過戰略規劃、政策引導和資源整合，有意識地推動技術加速進程。中國在軍工（如六代機、電磁彈射、高超音速武器等）、高端製造（如高鐵、電動汽車、無人機、電子束光刻機、工業機器人等）以及數位化技術（如人工智慧等）等領域逐漸與美國平分秋色。另一方面，效率經濟在中國也不僅僅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是一種經濟治理和社會組織的創新模式，通過改革體制機制、優化管理流程和創新激勵機制，全面提升經濟系統的運行效率。

在中國現代化實踐中，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表現出鮮明的本土特徵。首先，技術加速在中國體現為一種跨越式發展的模式。中國沒有簡單地重複西方發達國家技術發展的線性路徑，而是通過「彎道超車」和「換道超車」的策略，在若干重要領域實現從跟跑到並跑再到領跑的轉變。例如，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的DeepSeek模型通過無監督強化學習框架將訓練成本降低80%，性能接近國際頂尖大模型，推動AI向輕量化、平民化發展。

其次，效率經濟在中國體現為一種全面優化的模式。中國不僅關注微觀層面的企業效率，而且注重宏觀層面的國民經濟整體效率，以及中觀層面的產業生態系統效率。這種多層次的效率優化體系，使中國經濟能夠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保持韌性和活力。例如，長三角的工業數據平臺連接了2000多家企業後，整個區域的工廠配合更默契，生產成本平均降低了15%。

第三，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在中國形成了良性互動的關係。技術加速為效率經濟提供了動力支撐，效率經濟為技術加速提供了應用場景和回饋機制。這種互動關係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呈現出反覆運算演進、螺旋上升的特徵。統計資料顯示，2025年中國製造業數位化滲透率已達67%，政策與技術的雙重驅動正在重塑產業競爭格局。

最後，中國的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不同於西方模式下技術替代勞動、效率排斥就業的困境，中國努力實現技術賦能人類、效率促進就業的新型發展路徑。例如，AI智慧體在醫療領域的應用，通過多模態資料（影像、基因、病歷）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將癌症治療成本從50萬美元降至8萬美元，不僅提高了效率，而且使更多患者能夠獲得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技術加速的中國路徑：歷史進程與創新實踐

中國的技術加速進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從追趕到並跑再到引領的歷史性跨越。這一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階段（1978至2000年）、自主創新與集成創新階段（2000至2020年）和原始創新與引領發展階段（2020年至今）。在每個階段，中國都採取了適合國情的技術發展策略，形成了獨特的技術加速路徑。

在第一階段，中國主要通過引進外資和技術，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培育製造業基礎。這一時期，中國的技術進展主要以消化吸收為主，通過「幹中學」、「用中學」的方式，逐步積累技術能力和產業經驗。儘管整體技術水準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某些領域已經開始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優勢。

在第二階段，中國加大科技投入，推動自主創新和集成創新，在若干重要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2006年發佈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定了16個重大科技專項，包括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晶片及基礎軟體、極大型積體電路製造技術及成套工藝、新一代寬頻無線移動通信、大型飛機、載人航太與探月工程等。這些專項的實施，使中國在諸多關鍵技術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第三階段，中國開始進入原始創新和引領發展階段，在前沿科技領域如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生物技術等取得世界領先的成果。截至2025年，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創新中彰顯領導力的「燈塔工廠」數量達到81家，佔全球43%。中國已經成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最重要、最活躍的實驗場，如人工智慧已從實驗室和象牙塔走向大眾，在深刻改變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

中國技術加速的實踐在多個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在智慧製造領域，中國以上海為龍頭，推出了《上海市加快推動「AI+製造」發展實施方案》，通過構建多智慧體協同、全場景集成的技術體系，為全國智慧製造發展樹立新標杆。方案提出力爭通過三年努力，推動3000家製造業企業實現智慧化應用，打造10個行業標杆模型，形成100個標杆智慧產品，推廣100個示範應用場景，發展約5家綜合集成服務商，讓希望借助AI煥新出發的製造業企業從「有想法」邁向「能實現」。

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和最活躍的實驗場。目前，人工智慧正從演算法智慧向感知智慧跨越，下一步將邁向認知智慧。中國企業的創新實踐令人矚目，例如DeepSeek利用新的演算法技術，拉近了與OpenAI的技術距離，一舉把中國的AI技術力量躋入全球領先梯隊，點燃了全民AI熱潮。AI技術未來必將大規模應用在製造業領域，提高製造業智慧化水準。

在生物製造領域，中國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以上海凱賽生物為例，其通過生物法生產尼龍原料，替代傳統石化工藝，強度超越傳統石油基產品，且碳排放降低70%，已在汽車領域替代30%傳統材料。深圳光明區政府出臺了全國第一個合成生物領域專項扶持政策《深圳市光明區關於支持合成生物創新鏈產業鏈融合發展的若干措施》，創新打造了「樓上樓下創新創業綜合體」模式，AI技術加速原始創新和產業轉化之間的進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動合成生物行業發展。這些成功實踐是中國製造業在全球製造業領域「換道超車」的典型範例。

中國技術加速的成就離不開強大的支撐體系，包括戰略規劃、政策引導、資源投入和人才培養等多個方面。在戰略規劃方面，中國通過五年規劃、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等頂層設計，明確技術發展的方向和重點。例如，「十五五」規劃謀篇佈局之年，國家發展改革委舉辦「深學篤行闡釋習近平經濟思想2025年會」，研討交流推進習近平經濟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在政策引導方面，中國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產業等多種政策工具，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激勵和保障。例如，廣東省對中小企業數位化轉型給予最高70%的補貼，上海市建立工業資料交易市場，這些政策都在解決企業「不敢轉，不會轉」的難題。

在資源投入方面，中國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力度。根據科技部部長陰和俊的介紹，「十四五」時期，中國科技投入持續增加，2024年全社會研發投入超3.6萬億元，較2020年增長48%；研發投入強度達到2.68%，超過歐盟國家平均水準；研發人員總量世界第一。

在人才培養方面，中國通過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等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為技術創新提供人力資源支撐。中國出臺了《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到2035年，高品質教育體系全面建成，基礎教育普及水準和品質穩居世界前列，學習型社會全面形成，人民群眾教育滿意度顯著躍升，教育服務國家戰略能力顯著躍升，教育現代化總體實現。該《綱要》提出培育壯大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有力支撐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實施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突破計畫，促進青年科技人才成長發展，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效能，建設高等研究院開闢振興區域發展新賽道；加快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培養大國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2018年教育部出臺《高等學校人工智慧創新行動計畫》，明確提出要打破學科壁壘，推動人工智慧與其它學科的深度融合，通過構建 「人工智慧 + X」 複合專業培養體系，培育兼具技術創新能力與行業洞察力的複合型人才。

效率經濟的中國模式：機制創新與全球價值

中國的效率經濟模式建立在體制機制創新的基礎上，通過持續改革破除妨礙效率提升的制度障礙，釋放經濟系統的內在活力。這一模式包括資源優化配置、產業治理創新和市場主體啟動三個核心機制。

資源優化配置是效率經濟的基礎機制。中國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打破行政性壟斷和地方保護，推動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根據研究，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為AI提供海量訓練資料，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過48萬億元，預計2035年消費市場總量將超過歐美之和。這種市場規模優勢與資料要素的乘數效應相結合，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資源配置效率。

產業治理創新是效率經濟的關鍵機制。面對產業「內卷式」競爭引發的連鎖反應，中國探索出了一條破「卷」立新的道路。一方面，通過制度剛性約束無序擴張，如借鑒德國《純釀法》的剛性標準理念，在光伏、新能源等領域設立技術准入門檻與產能預警引導機制。另一方面，通過技術自強重塑競爭規則，支援單項冠軍企業深耕細分市場，以技術不可替代性構築護城河，實現了技術領先與高附加值回報。

市場主體啟動是效率經濟的動力機制。中國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加快國有經濟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在科技創新、產業引領、民生保障、經濟安全等領域的功能作用。同時，給予其它經營主體足夠的發展空間，激發創業創新的巨大潛能。例如，在分揀機器人領域，中國民營企業通過端到端模型架構，將分揀延遲壓縮至毫秒級，預計2026年實現全面超越國際先進水準。

效率經濟在中國的實踐中取得了顯著成效，在物流效率、製造效率和能源效率的表現尤為突出。在物流效率方面，中國通過智慧化技術實現了革命性提升。全球智慧物流市場規模在2025年已突破5000億元，其中移動自動化設備貢獻近1500億元增量，核心驅動力正是分揀與搬運機器人的規模化落地。分揀機器人正突破傳統倉儲邊界，向高價值場景縱深拓展，比如富唯智慧物流分揀機器人基於UWB超寬頻通信技術，實現300台機器人即時共用位置資訊，動態調整任務優先順序，將包裹從掃碼到落格全程耗時壓縮至8秒內，而且分揀工作效率突破極限，單機分揀能力達3000件/小時，集群峰值突破10萬件/小時，錯誤率低於0.01%，較傳統分揀機效率提升120%。

在製造效率方面，中國通過智慧製造實現了全方位提升。上海推動企業開發多模態模型，使質譜儀等精密儀器實現參數自調和故障預警功能。中國AI技術正從「輔助工具」進化為數控機床的「核心大腦」。在新能源汽車零部件加工中，AI視覺系統可實現0.005mm的自主精度補償，較傳統人工校準效率提升20倍。數控機床與工業互聯網、大資料技術結合，實現設備互聯、資料共用與預測性維護，降低運維成本。船舶製造通過構建數位孿生系統，提高了焊接、運輸等關鍵工序的品質管制效率，節約了預處理環節成本。

在能源效率方面，中國通過綠色製造實現了可持續發展。2023年12月，由中國寶武建設的國內首套百萬噸級氫基豎爐項目在廣東湛江成功點火投產，對比傳統高爐煉鐵工藝同等規模鐵水產量，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50萬噸以上；格林美開發的「定向循環」技術，使鋰回收率突破95%；中糧科技開發的聚乳酸材料在土壤中能夠完全降解；南方電網投運全國首個AI系統負荷預測平臺，AI負荷預測平均準確率達到97.4%。這些創新實踐表明，效率經濟不僅關注經濟效率，而且關注生態效率，實現了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

中國的效率經濟模式不僅具有國內意義，而且具有全球價值。首先，中國的效率經濟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路徑選擇。傳統西方現代化模式強調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但很多發展中國家簡單照搬這一模式並未取得成功。中國採用混合經濟體制，其效率經濟模式表明，通過適當的國家引導、政策支持和制度創新，發展中國家也可以找到適合國情的高效率發展道路。

其次，中國的效率經濟模式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當前，全球經濟面臨增長乏力、貧富分化、生態危機等多重挑戰，迫切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和方案。中國的效率經濟模式強調創新驅動、包容共用和綠色發展，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第三，中國的效率經濟模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新貢獻。效率經濟不僅關注物質生產力的提升，而且關注人的全面發展和生態可持續發展。這種綜合效率觀超越了西方以資本效率為中心的傳統模式，為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均衡的價值導向。

最後，中國的效率經濟模式為全球合作共贏創造了新機遇。中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產能合作區，將國內過剩產能轉化為屬地化供應鏈。這種合作模式不僅促進了東道國的工業化進程，而且為全球產能合作提供了新模式，實現了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

中國經驗對現代性理論的重構與貢獻

中國在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方面的實踐經驗，對現代性理論做出了重要的理論創新和範式突破。首先，中國經驗拓展了現代性的內涵和維度。傳統現代性理論主要關注資本主義、工業主義、軍事力量和監督四個維度，中國經驗則揭示了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作為現代性獨立維度的重要性。新質生產力理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重要的原創性理論成果，是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生產力理論的創新和發展。這一理論突破了傳統生產力理論的局限，將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納入現代性理論的核心範疇。

其次，中國經驗重構了現代性的動力機制。傳統理論強調現代性的動力主要來自資本增值的衝動和民族國家之間的軍事競爭，中國經驗則表明技術創新和經濟效率提升可以成為現代性發展的更加強大和可持續的動力。中國已經成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最重要、最活躍的實驗場，人工智慧為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提供了永久性加速器。這種加速發展不僅改變了生產方式，而且重塑了社會結構和文化觀念。

第三，中國經驗創新了現代性的實現路徑。西方現代性走的是一條先污染後治理、先分化後整合的道路，中國則探索出了一條創新驅動、綠色低碳、包容共用的新型現代化道路。中國強調「破立並舉，先立後破」，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同樣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方面，不能簡單否定「舊產業」。這種辯證思維和實踐智慧，為全球現代性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

中國經驗不僅對現代性的實質理論做出了貢獻，而且在方法論和知識論層面提供了新的視角。一方面，中國經驗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中國不是簡單地套用現有理論，而是在實踐中形成理論，用理論指導實踐，通過實踐完善理論。這種理論與實踐互動共生的方法論，打破了西方理論優先於實踐的二元論陷阱。例如，新質生產力理論就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形成的理論成果，同時又指導著進一步的發展實踐。

另一方面，中國經驗體現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中國現代化道路既遵循世界各國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為全球現代性發展提供了多元共生的可能性。發展新質生產力需把握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則，不同地區、技術、產業的發展規律各異，需立足實際。

此外，中國經驗還體現了定量與定性評價的統一。中國在推進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的過程中，不僅關注可量化的經濟指標，如生產效率、資源利用率等，而且關注難以量化的社會價值，如民生改善、生態效益等。這種綜合評價方法，克服了西方現代性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片面性，實現了更加全面和均衡的發展。

中國經驗對全球現代性重構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經驗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現代性構建的新參考。長期以來，全球南方國家在現代性道路上往往面臨兩難選擇：要麼照搬西方模式，失去自主性；要麼拒絕現代化，陷入邊緣化困境。中國經驗表明，現代性有多種路徑選擇，全球南方國家可以根據自身國情和文化傳統，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經驗為全球文明對話提供了新基礎。現代性不等於西方化，不同文明都可以對現代性做出自己的貢獻。中國經驗表明，中華文明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天人合一、中道治理等價值理念，可以與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模式相結合，創造出更加包容和可持續的現代性形式。

中國經驗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了新動力。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不僅是國家發展的手段，而且是全球合作的領域。中國在人工智慧、綠色能源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和效率提升，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通過「一帶一路」等合作平臺惠及世界更多人口。這種開放共用的理念和實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精神引領。

全球現代性重構的中國啟示

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的中國經驗對現代性理論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作為中國經驗的核心要素，彌補了傳統現代性理論的不足，為現代性理論提供了新的維度和發展方向。吉登斯將現代性概括為資本主義、工業主義、軍事力量和監督四個維度，主要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經驗和歷史局限。中國經驗表明，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應當成為現代性理論的重要維度，這對於完整理解全球現代性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的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實踐，形成了一種新型現代化模式，為全球現代性發展提供了多元選擇。中國不是簡單地模仿或重複西方現代化道路，而是基於自身國情和文化傳統，探索出了創新驅動、綠色低碳、包容共用的新型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強調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注重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破立並舉、先立後破。

中國經驗對全球現代性重構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參考，為全球文明對話提供了基礎，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了動力。中國經驗表明，現代性不等於西方化，不同文明都可以對現代性做出自己的貢獻。這種多元現代性的視角，有助於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性話語壟斷，創造更加包容和可持續的全球現代性未來。

當然，中國的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模式也面臨諸多挑戰和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如何平衡技術加速與安全保障、效率提升與公平分配、創新發展與穩定就業等關係，仍然需要持續探索和完善。此外，中國經驗如何與不同國家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避免簡單照搬照抄，也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實踐。未來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在不同領域、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表現和實踐機制，以及它們與傳統現代性維度的互動關係。同時，也可以比較研究中國與其他國家在現代性道路上的異同點，為全球現代性發展提供更加豐富和多元的理論資源和實踐參考。

總之，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作為中國經驗對現代性理論的重要貢獻，不僅豐富和發展了現代性理論，而且為全球現代性實踐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這一貢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值得深入研究和廣泛借鑒。隨著中國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深入開展，技術加速和效率經濟的全球意義將進一步凸顯，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更大貢獻。

作者伍博飛博士是紫荊黨總裁、政策研究院院長。文章僅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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