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蘇格蘭籍、在港教育中心任職的外籍教師Kate Barr，因拍攝香港飲食影片與紀錄生活，當中有些不合香港規矩與網民期望的魯莽行為，比如扶手電梯逆行，與網民口角等，終引發風波並延燒至現實生活。事件至此又引發新一輪討論，表面是關於教師/KOL的言行爭議，但網民的兩極陣營討論，折射出香港社會大眾對教師/KOL的文化身份、職業倫理、網絡正義之間的深層次張力，乃至對於香港國際化形象的指涉。（關於她23歲被診斷為患有亞氏保加症的申述，在此文中不作討論點。）

EduKate變成 Non-Edu Kate是個人案例，單獨討論可被簡化為「網民欺凌」或「自食其果」的二元對立。但在去除種族膚色的變量之後，其似曾相識的程度，就值得置於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審視。

道德想像的衝突

華人社會，教師長期被賦予「立德樹言」、「以身作則」的道德光環，其形象承載着超越職業範疇的社會期待。對教師的「道德想像」，是隱性的社會契約，要求教師不論在職與否，均需維持符合公眾期待的言行標準。Kate的事件中，網民主動向其任教機構投訴，並以「學生安全」為由促使校方提前解約，反映了這種道德期待的強制性。

以職業倫理學角度，此舉涉及「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線爭議。職業道德主要規範工作場域中的專業行為，如誠信教學、尊重學生；而工作以外的私人生活，雖受個人道德觀指引，是否應成為職業考核的標準？校方以「學生安全」為由約談，若缺乏具體證據顯示其教學品質受影響或對學生構成直接風險，則此決定可能隱含着對「形象風險」的預先規避，反映機構在輿論壓力下的風險管理邏輯。

這引發進一步思考：在社交媒體時代，當教師的私人行為被置於公開審視下，職業道德的邊界應當如何重新劃定？

文化適應的政治

網民對Kate的批評之一，是她拍攝近二百條影片，卻未使用廣東話基本用語，被視為對本地文化的不尊重。這種期望從本質上觸及了觀光研究中「文化歸化」（Culture domestication）的論述——旅客應適應當地文化的規範性要求。

然而，將語言使用直接等同於文化尊重，卻忽略了國際化城市本應具備的文化多元性與包容力。香港作為全球城市，其國際形象建基於對文化差異的接納能力。要求外來者完全遵循本地語言習慣，某程度上與國際城市的開放性形成內在矛盾。

有批評 Kate「堅持用英語與長者溝通」，反映的或許不僅是溝通效率問題，更是對「外來者應展現文化謙遜」的深層期待。語言學中的「語言意識形態」研究指出，對語言使用的批評往往隱含着對族群身份與文化權力的維護。通俗一點，有網民認為Kate有些白人至上。然而，在一個服務為本、將待客之道作為支柱的國際化都會城市，加上香港暢行「兩文三語」多年，英文亦是香港的法定語言之一，網民將Kate使用語言以道德化角度去審判，又是否進入了「我華為主」的文化本位角色？

文化包容的限度

有一張「罪行清單」，Kate被指責的行為中，如隨地丟垃圾、扶手電梯逆行等，確實涉及公共秩序與社會規範的違反。這些行為不論由誰做出，都應受到勸阻。然而，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對「只買一顆鵪鶉蛋」、「只買一粒栗子」、「只買幾粒糖」這類行為的負面解讀。

即使本地客人與朋友聚會，到餐廳叫餐，有時都希望多叫幾味，最好每份量少，不致浪費。在文化詮釋角度，同一行為在不同文化語境中，承載意義迥異：在外籍遊客看來，這可能是體驗多元小吃的合理方式；在本地視角下，卻可能被解讀為對商家的不尊重。這種認知落差，點出了觀光研究中「旅遊者與被觀看者」的權力關係。

「入境隨俗」（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的觀念，旨在幫助外來者順利融入陌生環境，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然而，在當代語境下，它的意義已從單純的行為模仿，提升至文化同理心（Cultural Empathy）的展現。在進入泰國廟宇當中，旅客必須穿着遮蓋膝蓋和肩膀的衣服，亦需脫鞋。日本因為「土足禁止」而聞名於世界。主人對客人的包容，應建立在理解其文化背景的基礎上，而非單向要求客人完全適應。

這些一步一步，需要通過教育、演繹、示範、溝通去達成。然而，當「無處不旅遊」的香港迎接大量遊客時，社會是否已建立足夠的文化翻譯機制，來化解這類因認知框架不同引發的衝突？還是我們潛意識中仍期待遊客自動內化本地規範，必須入境隨俗？

公審時代的實踐

當網絡輿論成為一種新型社會規訓力量，公開審判與道德標籤，對於社會的公序良俗真是有利有害。EduKate 事件發酵的過程，典型地體現了網絡社會中的「道德強化」機制：香港網民通過網絡起底、機構投訴等方式，將個體言行上升為公共道德事件。這種「網絡正義」的實踐，在正面可以被理解為對社會規範的維護意圖，但同時伴隨着對被起底者的個人權利的過度侵蝕，乃至有冤無路訴。

這種規訓過程往往缺乏程序正義與比例原則。Kate的言行失當，是否應承受失業與隱私曝光的後果？網絡動員在重塑社會道德界限的同時，是否也壓縮了文化差異的協商空間？放在更大的程度，旅客到香港旅遊的不符合港人想像的行為，是否需要「出征」、「炎上」討伐；萬一討伐錯了，又是否有彌償機制，有道德與現實中，還被伐者一個清白？

多元城市的倫理

食炒麵落海鮮醬，Kate比不少香港人更地道。我衷心希望Kate能繼續留在香港，「繼續說好香港故事」。事件是一面鏡子，但在Youtube、Facebook、Instagram、小紅書平台，每次的主角不同但本質一樣，長期映照香港在全球化與本土認同之間的擺盪。

我們期待香港保持國際化的開放與多元；另一方面，又難以完全接納隨之而來文化差異所引發的不適。我認為，建構真正的國際城市文明，或許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維，發展一種「倫理多元」、「文化多元」的視角——即在公序良俗上，堅持核心公共價值（如環境整潔、公共安全）的同時，又對文化差異保持一定的詮釋彈性與接受。比如，星期日的中環與各區的天橋與公園，香港社會也接受外籍傭工使用公共場所，席地而坐，分享食物與快樂。

行文之時，筆者留意到支持Kate的Thread帖文已有7,000位網民閱讀、400位網民參與討論，當中不乏非理性語言如「同情人地不如自己出錢請佢」，與「崇洋」、「聖母」等標籤。觀點可以討論，立場可以相異，但我們社會實在需要反思網絡時代的道德實踐方式：在維護社會規範時，是否能夠避免淪為集體道德暴力的共謀。特別對於香港人以外（不論中外、不論華洋）的「出征」。這些問題的探索，將決定香港能否讓世界見到我們的城市品格。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