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鹿崇崗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經濟經歷了一場靜默而深刻的變化。這場改變的核心，體現在不同行業生產能力的巨大分化上。理解這一分化，對於制定未來的經濟與社會政策至關重要。本文旨在通過官方資料和經典經濟理論，解讀這場變化的脈絡，並為政策制定者、培訓機構和勞工組織提供行動思路。

一、極度失衡的經濟體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勞工生產力指數（以2015年為100）清晰地勾勒出不同行業的發展軌跡。勞工生產力指數是衡量將勞動力投入轉化為實際產出的效率的關鍵指標，其計算方法是將實質生產指數除以勞工投入指數。簡單來說，它回答了「每投入一個單位的勞動，能創造多少價值？」這個問題，指數越高，代表勞動力的使用效率也越高。

下表展示了2000年與2023年關鍵行業的表現：

從表一中可以直觀地看到，香港的經濟引擎由兩個速度截然不同的部分構成。一部分是以金融、資訊科技和貿易為代表的高增長部門，它們在20多年裏生產力翻了一番有餘；另一部分則是以住宿及膳食服務為代表的低增長部門，其生產力提升幾乎陷入停滯。這種格局正是兩種經典經濟理論在香港的現實寫照。

二、經濟格局的理論與現實

要理解表格背後的含義，我們需要引入兩個關鍵概念。

首先是「鮑莫爾成本病」。該理論形象地指出，一個經濟體中存在「進步部門」和「停滯部門」。進步部門（如製造業、科技業）通過技術創新和資本投入，能持續快速地提升生產效率。而停滯部門（如餐飲、護理、現場藝術表演）本質上依賴於人的直接服務，難以被機器大規模替代，因此其生產效率提升極為緩慢。然而，在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中，進步部門因生產力提高而支付的高工資，會拉高全社會的工資水準。停滯部門為了爭奪勞動力，也不得不支付同樣不斷上漲的工資，儘管其自身的效率沒有同步跟上。這導致停滯部門提供服務的成本（價格）註定會持續上升，就像患上一種「成本不斷上升的疾病」。

其次是「路易斯二元經濟模型」。該模型描述了一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從傳統的、勞動力過剩的農業社會，轉向現代的、勞動力充分就業的工業社會。其核心過程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傳統部門（如農業）不斷向高生產率的現代部門（如工業）轉移，直至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力被吸納殆盡，迎來「路易斯轉捩點」，此後所有部門的工資都將由市場競爭決定並普遍上漲。

將這兩個模型結合來看，今天的香港經濟呈現出一種「後路易斯轉捩點」的鮑莫爾經濟特徵。傳統意義上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已不存在，勞動力在進步與停滯部門之間的配置，更多地取決於技能與報酬的匹配。

三、二元結構的特徵與證據

基於上述理論，我們可以將香港的經濟部門進行如下劃分，其關鍵指標對比如下：

這種二元結構不僅僅是統計數字，它正實實在在地重塑着香港的社會經濟面貌。根據香港政府最新的人力推算，本地勞動市場緊張，尤其在建造業、醫療保健業、住宿及餐飲業、零售業及旅遊業等勞工人力密集的行業，人手短缺問題最為明顯。這直接解釋了為何近年來香港需要在這些領域適度輸入外來人才及勞工，以解「燃眉之急」。

四、外勞政策的作用與風險

面對人力短缺的挑戰，輸入外來勞工成為一項直接的政策應對。然而，這一政策需要放在二元經濟結構之下審慎審視。表三分析了主要輸入外勞的行業及其背後的結構性原因：

外來勞工政策在緩解眼前人手壓力的同時，也可能在無意間強化了現有的經濟二元結構。一方面，它為停滯部門提供了維持運營所必需的勞動力，保障了城市基礎服務的運轉。但另一方面，低廉的外勞成本可能會延緩這些部門進行技術升級與模式創新的緊迫感，使得通過自動化、數位化來從根本上提升生產力的努力被推遲。

對於本地勞動者而言，若外勞輸入管理不善，可能在部分行業形成工資天花板效應，抑制其收入增長的空間。正如勞福局局長所言，提升本地人力的質和量，增加整體生產力，才是促進香港邁向高增量發展的長遠之策。

五、鮑莫爾成本病的影響與挑戰

鮑莫爾成本病帶來的最直接影響，是許多關乎民生福祉的「人力服務」成本不可逆轉地持續上升。這不僅限於餐廳用餐或理髮，更深刻地體現在醫療、教育、養老及護理等基礎服務領域。因為這些行業同樣難以通過技術大幅提升每個醫生、教師或護理員的生產效率（例如，一位醫生一天能看的病人、一位教師能教的學生數量是有物理上限的）。

其結果是，這些必需服務的價格增長速度，長期來看會超過整體通貨膨脹率。這帶來了嚴峻的分配挑戰：高收入群體有能力承擔日益昂貴的服務和體驗，而基層市民則將感受到越來越沉重的負擔，其實際生活品質的提升將遠落後於宏觀經濟的增長。如果這些基礎服務主要由政府提供，那麼為了維持其品質和可及性，公共財政支出也將面臨持續增長的壓力。因此，成本病不僅僅是經濟效率問題，更是關乎社會公平與凝聚力的重大議題。

六、構建包容性未來的政策行動框架

面對這些結構性挑戰，被動的應對已不足夠，需要各方主體主動協作，共同構建一個包容性的發展框架。

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核心任務是實施精準的產業與人力政策。對於進步部門，應繼續鞏固其國際競爭力，但同時要引導其技術外溢。對於停滯部門，則應設立專項現代化基金，支援其進行數位化、流程優化與商業模式創新。在輸入外勞的政策上，必須確保其作為補充而非替代本地勞動力的角色，並建立嚴格的審核與監管機制，保障外來勞工的權益，同時要求雇主承諾進行本地員工的技術培訓與崗位升級。更重要的是，必須構建一個面向全民的終身學習技能體系，改革並擴大持續進修基金，與培訓機構和勞工合作，為勞動者，特別是中年和低技能群體，提供有經濟支援的、針對性的轉型培訓。

對於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角色需要從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變為勞動力市場的「戰略夥伴」。這意味着必須前瞻性地預測進步部門的技能需求，並開發靈活、模組化的微證書課程。更重要的是，要主動與企業和勞工合作，設計並交付企業定制化培訓，確保培訓與就業無縫銜接。培訓內容應特別關注未來市場急需的技能，如與電子商貿及人工智慧應用等相關的技能。

對於勞工組織，在繼續維護會員權益的基礎上，可以積極轉型為會員「能力建設」的推動者。勞工可以組織或連結培訓資源，説明會員提升技能。在集體協商中，可以將「員工技能培訓與職業發展」作為核心條款，推動企業為員工的長期發展投資。同時，勞工應更積極地參與政策討論，確保勞動者的聲音在經濟轉型政策中得到充分體現，推動建立更公平的經濟成果分享機制。在外勞議題上，勞工應致力於推動同工同酬、保障本地就業優先以及改善整體行業工作條件的目標。

香港正站在一個關鍵的經濟節點上。進步部門與停滯部門之間的生產力鴻溝，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力資源再配置，既是挑戰，也指明了行動的方向。未來的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取決於我們能否成功地將經濟增長的動力，轉化為全體勞動者能力提升的機會。通過智慧的政策、精准的培訓與包容的社會對話，香港完全有能力將當前的轉型挑戰，轉化為邁向一個更加公平、穩健和充滿活力的未來的契機。

作者鹿崇崗，從事政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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