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冠麟|駁馮煒光「駁謝偉俊謬論」:香港豈能只搞紅色旅遊?
行文之前,先為看倌引介第七屆立法會最後一次大會上,民建聯陳學鋒提出的「推動鄉郊旅遊議案」中,選委界謝偉俊的最後發言。
「(香港金紫荊廣場)嗰個雕像本身唔係乜嘢咁大不了,由於我哋九七回歸全國見到,全世界都注視呢個盛事喺呢度舉行,令呢個地方有個特別。」
「與其搞好多錢落去搞啲所謂乜嘢熊貓旅遊,我哋夠四川鬥咩,搞啲乜嘢紅色旅遊,嘩,大陸幾多地方,真係紅色旅遊地方。我哋既不真,又不 unique,唔特別,搞來事倍功半,反而搞吓啲殖民地旅遊呀,政治唔正確,好多人去麥當勞道影餐懵,嗰啲警署影餐懵,呢啲真係香港特色,香港歷史發生嘅事,值得我哋珍惜。」
謝氏發言引起前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撰文批評,言辭激烈斥責對方「謬誤連篇」、「不讀書」、「不懂歴史」、「沒有格局」、「視野狹隘」、「胡言亂語」。總而言之,就是把謝議員標籤為「不學無術而且戀殖」的立法會議員。然而,馮氏似乎忘記謝氏曾經擔任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在一定程度了解業界情況,及更能於資源匯整的角度去討論。
筆者認為,馮氏口號先行,「忠」字舞跳得甚好,卻未能正視香港旅遊發展乃至整體發展的核心問題。事實上,香港作為祖國對外窗口,「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之下,香港的競爭力正在於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創新。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的明確支持下,香港致力落實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策略性定位,既有擁有中西文化薈萃的獨特背景和廣泛的國際脈絡,何不將對香港有好處的資訊作適應使用?馮氏之語,徙將歷史資源歸類為「敵我」視角,也將高舉紅色旅遊窄化為「只能做」、「必須做」,非常可惜。
承認管治事實
方顯香港自信
馮氏堅稱香港並非「殖民地」,是「被英國強行霸佔」,並引用聯合國1972年決議佐證,在法理與政治上絕對正確。任何人都不能不同意。
唯筆者必須講清楚,進行正確的歷史教育與推動旅遊發展,兩者有分有合,不能將之單一化。事實上,英國在香港155年的管治,留下法律制度、語言文化、建築景觀等深刻印記,這是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謝氏主張發展「殖民地旅遊」,或者用語不當,但謝氏的核心論點是基於對這一歷史階段的務實認知——唯有直面歷史,才能超越歷史。
若高舉政治正確而否定這段過去,無異於掩耳盜鈴,反顯缺乏文化自信。我國之強,也在於對於歷史傷痛有正確陳述,比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瀋陽918紀念館,皆以屈辱歷史為教材,激勵民族奮起,亦能強調中國共產黨在十四年抗戰的重要領導角色;圓明園遺址保留斷壁殘垣,並非為「緬懷清朝」,而是警示國人「落後就要挨打」,堅定民族復興自強自信。
一體兩面,這些案例的關鍵在於敘事角度。用好洋式旅遊資源不等於放棄歷史教育原則,香港百年歷史建築更能體現「東方之珠」之美。馮氏之語,其實與提倡將「皇后大道中」改名為「人民大道中」無異。對於香港文旅發展,乃至對於「一國兩制」成功的實踐,其害大於其利。
遺產即是寶藏
文旅多元並舉
馮氏推崇紅色旅遊,列舉周恩來避居香港、胡志明來港等事例,試圖證明其「獨特性」。筆者的觀點是文旅優容百花齊放,以往少講的「紅色旅遊」,與及「藍色旅遊」、「綠色旅遊」,也一樣可以講。同樣地,為什麼「香港特色」的旅遊不能講?香港既要開發紅色景點,也需活化歷史建築、打造城市漫步路線。香港的旅遊拼圖,豈能獨缺一角?謝氏的提議,其實呼應《2025年施政報告》中「無處不旅遊」的方針,並無不妥。
旅遊市場的成敗取決於吸引力與競爭力,不能落入誤區。香港的紅色資源絕對要支持;然而,在紅色旅遊資源中,與井岡山、延安等內地基地相比,香港的規模與影響力懸殊,難以成為主流賣點。反觀山頂纜車、尖沙咀鐘樓、中環警署建築群,乃至「麥當勞道」的打卡熱潮,是內地旅客用腳投票的明證,也是今日香港華洋結合、中外交匯、舊城新貌並舉的例子。
星洲去殖教訓
終須回頭補課
單純政治先行,古物諮詢委員會旗下1,444幢歷史建築項目,絕大部份都應該在這個「低級紅」的視角之下夷為平地。大澳文物酒店,前身即為英國人興建的大澳警署,活化後仍然保留了19世紀末期的特色,與今日環境完美融合,項目更得到享負盛名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嘉獎,表揚在文化遺產保護的貢獻,乃香港之光。饒宗頤文化館,前身更是極度屈辱的前清海關關廠、「賣豬仔」的華工屯舍,活化之後無礙今日取道原址進行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工作。
馮氏輕視香港真實歷史的文旅價值,批評謝氏讀書不多。筆者讀書也不多,只能提醒一點。1990年代的新加坡,曾為追求現代化而大量拆除殖民時期建築,結果旅遊魅力驟減,文化記憶斷層。痛定思痛之後,耗資修復萊佛士酒店、濱海藝術中心等遺產,重新確立「東西方交匯點」的定位。鄰近地區的慘痛教訓言猶在耳,香港不能蹈襲覆轍。
見到「殖民地」三個字就如此激動,馮氏未免過度敏感。
奉行實用主義
發揮最大效益
被馮氏形容為「視野狹隘」的謝氏,站於現實基礎說事,本質上觸及了觀光研究中「真理性追求」(Authenticity)。事實上謝氏發言時也講到推廣旅遊不外乎「真、善、美」三個字,旅客亦希望來感受到香港的國際性特色,特別是內地旅客來港,固然不會第一時間想像香港是「反中」的政治敵人,但也傾向希望看到香港與內地城市有不一樣的地方。
然而,近年香港文旅景點的「打造」,往往落入一種「失真」的情況,早前各區耗公帑設置「打卡」點,其敍事欠奉、審美奇怪,當然難以收效。更好的做法莫過於在地區發掘有溫度、有故事的素材,順勢為之,這才是有原生性的「說好香港故事」的根基。
香港作為全球城市,其國際形象建基於對文化差異的接納能力。將文旅政治化,忽略了國際化城市本應具備的文化多元性與包容力,與國際城市的開放性形成內在矛盾。當趕走內地客人又自拒外地客人,且問馮氏:如何將「東方之珠」、「五光十色」活現國際眼前?又如何作為國家所托,為「出海」做好基礎?
馮氏在文章結尾表示:「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後,選委界議員本來應該是最有大局觀、最有視野和站位的人。這也是新選制的原意。但是觀乎個別議員近年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作為,又怎算得上是專業的從政者?無怪乎「港澳平」近日的文章要求新一屆立法會應選出更年輕專業、更具創新創造活力的議員。」——他不妨重讀自己的說話,痛定思痛,重新上路。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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