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李頴彰

在當前波譎雲詭的國際地緣政治棋局中，歷史詮釋權早已溢出了象牙塔內的學術爭鳴範疇，演變為一場關乎國家法統延續性、民族認同根基以及地緣戰略安全的嚴肅博弈。近年來，輿論場中關於中國近代史起點的爭論愈發激烈，一種試圖將歷史座標上溯至明亡清興的「1644年史觀」甚囂塵上。這種觀點傾向於將滿清入關視為外族殖民的開始，進而否定清朝作為中國正統朝代的地位。然而，若剝離其表層看似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便能清晰洞見這種論調背後隱含的歷史「虛無主義」陷阱。這種思維不僅在法理邏輯上存在致命硬傷，更在戰略層面無異於自毀長城，為境外勢力解構中國主權提供理論缺口。因此，堅守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1840年史觀」，絕非墨守成規的官方教條，而是在現代國際法體系下捍衛國家利益、凝聚國民共識的必然選擇。

虛假史觀的戰略陷阱

首先審視這場歷史論爭背後的國際背景。以美國學界為首的某些漢學流派，近年來大力推崇所謂「新清史」觀點，刻意過度強調清朝統治的「滿洲特性」與「內亞性」，試圖在學理上將清朝與「中國」進行概念剝離。這種學術傾向絕非單純的歷史考據，而是與某些國際勢力試圖從內部解構中國疆域的戰略意圖不謀而合。

若依照「1644年史觀」的邏輯，將清朝定義為非中國的異族殖民政權，甚至採納西方觀點將清朝與中國進行切割，那麼現代中國繼承自清朝的領土主權將瞬間失去法理依據。這種史觀在邏輯推演上必然導致「元清非中國」的謬論，進而將中國的歷史疆域自我壓縮至明代的「兩京一十三省」。在國際法層面，確認清朝的中國屬性，即是確認了中國對邊疆地區無可置疑的主權；反之，否定清朝，即是在法理上自我閹割。在西方勢力不斷試圖在新疆、西藏及台灣問題上製造事端、挑戰中國主權的背景下，這種歷史觀點的修正主義無疑是主動遞上了意識形態的刀子，迎合了那些意圖分裂中國領土完整的國際戰略佈局。

清朝正統的歷史根基

從現代主權國家的法理高度來看，承認清朝正統地位對於維護領土完整具有絕對的必要性。現代中國的版圖邊界與主權範圍，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直接繼承自清朝這最後的大一統王朝。清朝在長達兩百多年的統治中，通過一系列軍事征服與行政建制，成功地將滿洲、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台灣等地有效地納入中央政府的管轄體系之內，奠定了現代中國「秋海棠」葉狀版圖的基礎。這繼承關係符合國際法中的「政府繼承」原則。「清帝退位詔書」中明確將統治權移交給中華民國，進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這是一條清晰且完整的法統鏈條。若否定清朝的中國屬性，則現代中國對上述邊疆地區的管轄權便失去了歷史與法律的依託。因此，堅持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國際法理上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

除去領土法理的維度，從文化與政治實踐的層面來看，將清朝視為「非中國」同樣站不住腳。中國歷史上的「正統」從來不以單純的血緣族群為絕對標準，而是側重於文化認同與制度承續。清朝入關後，並未像西方殖民者那樣移植母國制度來榨取殖民地，而是主動且全面地承接了儒家治國理念，修撰前朝歷史，祭祀歷代帝王，並在科舉制度與官僚體系上延續了中原傳統。這種主動納入中國正統王朝譜系的行為，證明了其政治實踐的核心始終是維繫和鞏固一個以中原制度為主體、融合多元文化的「大一統」帝國。清朝統治者以「中國」自居，對外簽訂條約時亦使用「中國」國號，這種自我認同與國際承認的雙重事實，不容後世隨意篡改。

文明範式的結構碰撞

兩種史觀的本質差異在於對歷史發展深層動力的理解不同。「1644年史觀」往往陷入了一種「唯心主義」的文化本質論與假設歷史的虛幻之中。該觀點的支持者傾向於將明朝理想化，構建出一種「如果沒有清朝，中國早已發展出資本主義或君主立憲」的烏托邦想像。然而，歷史的演進自有其深層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制約，並非單一的政權更迭所能左右。清朝中後期的衰落，本質上是傳統農業文明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在面對工業革命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時所顯露出的系統性失效，而非單純的民族統治能力問題。將制度性的困境簡化為種族問題，不僅在學術上顯得膚淺且站不住腳，更會掩蓋中國近代化轉型艱難的真實原因。

相比之下，「1840年史觀」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解釋力，是因為它準確地抓住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1840年的鴉片戰爭，並非一場普通的衝突，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與文明形態的結構性碰撞。西方列強攜工業革命之威，以船堅炮利打破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壁壘，強行將中國捲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體系之中。這事件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使其從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一個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分水嶺，其對於現代中國轉型的決定性意義，遠超1644年的朝代更迭。正是這種外部強加的生存危機，激發了中國社會內部的深刻變革，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再到後來一系列救亡圖存運動，無不是對這結構性挑戰的回應。因此，以1840年為起點，是對歷史事實的尊重，也是對近代中國社會矛盾轉化的科學判斷。

超越狹隘的民族敘事

此外，必須警惕「1644年史觀」在當前網絡傳播環境中的異化現象及其對國民心態的負面影響。這種觀點往往披着「愛國」的外衣，利用民眾樸素的民族自尊心，偷換了「漢族」與「中華民族」的概念。它試圖將主要矛盾拉回到前現代的族群衝突，將晚清面臨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簡單歸咎於「異族統治」的原罪。這種極端化的單一民族敘事，恰恰是反現代的，它容易滋生極端排外與盲目自大的情緒，使國人失去對國際局勢的清醒判斷。在需要舉國體制以應對外部極限施壓的當下，這種思維上的倒退顯然會消解國家內部的團結，使社會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之中。相反，「1840年史觀」將全體中國人凝聚在一個共同的受害者與反抗者的身份之下，形成了一種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意識。這種敘事模式具有強大的政治整合功能，它將內部的族群差異轉化為對外爭取民族獨立與復興的強大動力，鼓勵的是一種知恥而後勇的進取精神，而非沉溺於「華夷之辨」的復古情懷。

將上述宏觀視野落實到具體的教育實踐中，對於當下的香港尤為重要。教育界在課程設計與教材編寫中，不應止步於被動防範錯誤史觀，而應主動構建具有建設性的歷史敘事。建議在中小學歷史課程中，增加關於清朝時期多民族共同開發與保衛邊疆的史實教學。例如，可以詳細講述清代駐藏大臣的設立與運作，土爾扈特部萬里東歸的愛國壯舉，以及晚清時期各族軍民在抗擊外敵時的共同犧牲。通過這些具體的歷史細節，讓學生深刻理解「多元一體」並非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是由無數先輩的血肉共同鑄就的事實，從而自覺抵禦極端狹隘民族史觀的侵蝕。真正的文化自信，應當建立在對自身歷史複雜性的客觀接納與深刻反思之上，而非通過妖魔化某個特定朝代來尋求廉價的心理補償。

堅持正確的歷史觀不僅是還原歷史真相，更是為了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摒棄狹隘的族群對立視角，確立清朝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的正統地位，既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法理基石，也是凝聚國族認同的精神紐帶。唯有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敘事框架下，承認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才能在國際法理上立於不敗之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方能擁有最堅實的歷史邏輯與法理保障。堅持「1840年史觀」，就是堅持看清外部挑戰的嚴峻性，堅持內部團結的必要性，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歷史經驗。這不僅是對歷史真相的尊重，更是對國家未來負責的戰略定力。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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