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馮廣榮

2026年3月，印度最高法院作出一項看似遲來、卻極具象徵意義的裁決：容許一名已陷入持續植物人狀態超過12年的男子，撤除臨床輔助營養及其他維生治療，並在緩和醫療照顧下自然死亡。這宗案件，被視為印度首宗真正被實際執行的被動安樂死。事件本身並不戲劇化，卻精準地觸及一個長期被社會迴避的倫理核心：有時候，最令人承受不了的，並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被長期缺席，卻又無限期地延後。

被科技「困」住的生命

當事人Harish Rana於2013年因意外造成嚴重腦部損傷，自此陷入永久植物人狀態。12、13年間，他沒有任何有意義的互動能力，醫學專業亦一致判定病況不可逆轉。他並非依賴呼吸機存活，卻需要透過胃造口接受「臨床輔助營養及補水」才能勉力維持生理機能。

也正因如此，這宗案件在倫理上格外棘手：他不是瀕死病人，而是一個理論上可以被醫療延續多年的人。問題不再只是「還能不能救命」，而是——是否仍有必要繼續動用醫療技術，去支撐一段已不再發生任何人生經驗的存在。

「安樂死」並不只有一種

在華文社會中，「安樂死」往往被視為一個單一而高度危險的概念，彷彿只要與「讓人死亡」相關，其性質便完全相同。但在醫療倫理與法律討論中，這個詞其實涵蓋了必須清楚區分的情況。

第一，是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指醫護人員出於直接終結生命的目的，主動施用致命藥物或措施。這類行為在多數司法管轄區仍屬違法，也是爭議最大的形式。第二，是被動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並非「做了什麼導致死亡」，而是停止或不再提供某些維生醫療措施，讓死亡依循原本病程自然出現，例如撤除呼吸機、停止洗腎，某些情況下也包括臨床輔助營養與補水。第三，是撤除無效或徒然治療（withdrawal of futile treatment）。從倫理精準度而言，這個說法往往更貼近實況。

焦點並不在死亡，而在於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某項醫療介入，是否仍能為病人帶來任何與其人生相關、具意義的利益？當治療只能延長生理運作，卻無法恢復意識、感受，或通往任何可能的生活狀態，醫療是否仍然合理，便成為無可迴避的問題。需要強調的是，撤除治療不等於放棄照顧。停止維生醫療的同時，醫療責任反而轉向緩和醫療——減痛、舒適、陪伴與尊嚴，從未因此消失。

父母真正要的是停止等待

Harish Rana的父母，十多年來持續照顧一名不會醒來的兒子。這不是短期危機，而是一段沒有清楚終點的照顧長跑。被動安樂死的請求，並非源於對死亡的渴望，而是一個更沉重、也更常被低估的需要：結束一段沒有事件、不會推進的人生時間。在這類個案中，醫療不只是延長病人的生理存在，也同時延長了家人的等待、消耗與內疚。延命，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選項。

Harish Rana 並未留下任何生前意願或預設照顧計劃。在完全失去自主能力的情況下，決定權最終落在父母、醫療專業與法院之間，形成所謂的「替代判斷」。這不是完美的制度，卻反映了一個殘酷現實：在許多社會裏，「不談死亡」仍是主流選擇。於是，最困難的決定，往往只會在最疲累、最悲傷的時刻，交由家人與制度倉促承擔。

讓死亡不再被無限期延期

這宗印度案件的重要性，不在於鼓吹任何選擇，而在於它迫使社會正視一個艱難命題：當醫療已無法再帶人回到任何可能的生活狀態，它是否仍有責任，無限期地對抗死亡？

又或者，醫療同樣需要承認：有些時候，真正需要停止的，不是生命，而是醫療對時間的強行挽留。有時，尊嚴不是再多撐一天，而是允許一段早已停止發生的生命經驗，完整而不再被拖延地完成。

作者馮廣榮是東華學院人文學院高級講師，美國死亡教育及輔導學會認可死亡學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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