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多聲道｜重構「香港人」身份認同
要準確了解「一國兩制」的實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必須被詳細理解。我們必須配合廿五年來香港的經驗作思考八字中隱含的概念，更好地團結港人——「香港人」這個在本文集中討論的要點，一同自「一國兩制」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揚帆未來。
來稿作者：文曦浚、歐陽家熹
承繼我們前兩篇評論，我們討論了過去的包袱、以及對香港過去的想象如何影響我們設想在過去廿五年香港人理解一國兩制框架。
審視港人身分這道歷史題
如果殖民地時期的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人」滿足於小康物質生活，默認殖民地統治的話﹙以及相信彭定康時期突然濃烈起來的恐共、恐華意識)，那麽香港市民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以解殖為傳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香港，對於香港人身份再構造，並重申必須服從一國為前提下公民社會憲制秩序的身分認同骨架？長住在港的社會群體恐怕仍多少陷於港人身分形態糾纏，對香港人的身分歷史含義，在新時代下的所彰顯的意義何在不清楚，或不願理解。這是一道歷史題，並不是政治題，只能用行動回答這道題，而且考試的時間尚剩不多了。
若將「香港人」溯源，相當一部分「香港人」皆來自内地及全球的華人移民和英殖時代外國移民。由此可見，「香港人」身分嚴格來說並不是這批人唯一的自我認同。這批「香港人」來港奮鬥後落地生根，他們的後裔對「香港人」的解讀出現相當變化，部分人因與內地物質差距而自視「香港人」為唯一依歸，部分人到其他國家成長而認同外國價值觀，又有一部分繼承父輩的意志，加上一往而往新來港移民的意識。
但回到宏觀而言，「香港人」身份開放不排拒，不必然被任何社會習慣及語言所定義，因為來港定居的人一直來自五湖四海，講不同語言，來自不同文化系統，只是香港是以廣東話作為主流溝通語言，和以華人作為社會主體人口構成。我們細心思考，不難發覺其實香港每一代人都曾經歷由「新香港人」變為「舊香港人」的階段，那麼「新／舊香港人」的概念其實是被主流人群帶動後所界定的主觀概念，並不具體呈現真實香港歷史中「香港人」身分概念的現實性及包容性。所以以「新／舊香港人」來分別香港社會群體是偏頗的。
唯身分認同實屬高度個人化、情緒化的討論議題。每人觀感和背景都不一樣，因此每個人的自我認同都具有多重層次，強硬劃一加諸個人，只是某種徒勞無功的舉動。若我們將討論置於中華土地內的國民，我們會察覺到土域差異對國民身分產生極大的影響，即便風俗差異何奇大，卻永遠不會脫離「中國」的框架內。唯獨在香港，我們總會發現市民對「中國」框架的感知並不明顯，此為何事？
重新思考「香港人」身分其實相當困難，猶其在二十五年間，諸多大事令不同香港居民對「香港人」身分附上了很多模糊的概念。這些模糊的概念背後帶有深刻的感情色彩，每當一提到「香港人」這個詞語時，很多人立時觸雷，構成一個又一個互相排斥，不利團結，更無助管治的群體。
「香港人」身分的根本性
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爲了凝聚香港社會，更好地團結各界，讓所有人對香港有更好的歸屬感，是否必須統一「香港人」的意識？香港社會的種族多樣，其背後各式傳統價值觀亦根深蒂固，如斯複雜的背景下，我們怎樣才能有效界定「香港人」概念？
香港的現實情況是界定「香港人」概念的必要條件，若脫離現實條件及框架，討論結果不存在任何成真的可能。換言之，「香港人」身分劃有底線，超出底線的討論不具建設性。那麼討論的框架是什麼？就是尊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既然一國兩制是香港社會賴以運作的基石，那麼在香港生活的人就必存活在一國兩制秩序下。「香港人」的身分與「一國兩制」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香港的人才政策歡迎全球各地的高質素人才來港發展。對外來人口而言，當中多少人理解並真誠擁護《基本法》，及其背後深刻的語境？成為「香港人」，代表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意識，清楚國家長遠發展目標，基本理解她的歷史與香港歷史不可切割的關係。這就意味著作爲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香港人，不僅僅承繼殖民時期的符號、共同意識和想象，這些東西也隨著進入新時代，而必須以一國根本的前提下進行重新論述、理解，使香港居民與內地同胞站在偉大復興的階梯踏上新征程，同開新篇。
從香港現實社會的構成及香港未來整體發展規劃出發，香港依舊是國際城市，相信原有的社會人口的基礎並不會動搖。隨著香港提出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戰略大局及大灣區的建設，不同的兩地跨境工作指標必定增加，香港工作條件將對內地高質素人才產生極大的誘因，加上外資公司看中內地中產階層消費力崛起的機遇，未來香港流動人口將會進一步擴大，當中相當部分來自內地的高學歷專業優才很大機會留港發展，且轉變成常駐人口。若這樣的情況成真，那麼如他們法理上及文件上符合，這群將具資格享用「香港居民」的福利。那麼現在香港社會以「新香港人」的概念界定這批人，因這批「新香港人」與「舊香港人」所經歷的成長環境不同，母語亦不同，明顯的差別配合社會情緒的影響會否造就社會矛盾？
所謂新舊香港人之爭，不也是某種部份「香港人」，對回歸後勉強維持殖民時期，對內地的優越感的空想？一國兩制、港人自治的大原則下，固然歡迎、亦必然需要香港人，以及治港人員保有並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為國家發展貢獻，同時亦要在世界上發光發熱，但製造「新舊香港人」對立背後蘊藏的，不僅僅是某種後期殖民時期遺留的優越感和彭定康時期的恐共感，更是一種物質與發展預期差距所產生的下意識恐懼。解答的方法簡單，也很複雜：平衡香港的獨特優勢，新時代國家發展的需求及世界潮流下的格局，尋找國際社會、大灣區、特別行政區所提供的行政、經濟、文化、社會優勢。畢竟，香港現在在國際社會的名聲，恐怕還停留在以往作為港口城市的開放、自由傳統，但是長遠來說香港的未來始終掌握在「港人」手中，「港人」必須思考合情地破局，在多變的格局下找出夾縫，建立香港的名聲，這才是團結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關鍵。
「港人」與「治港者」的分野
相較殖民時期，回歸以來的「港人治港」原則既賦予治港人員更大的權力使用限度，也因此要求治港人員承擔前所未有，乃至香港殖民時期不必然能全然給予指導意義的責任。在「港人治港」的大原則下，治港者必然從香港的市民中走出，並負責維持、改善對此城市的管制工作，維持一國兩制的有效運行，保證香港以其獨特優勢，服務華夏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目標。由香港群眾中走出來成為「治港者」中間又如何定奪？
何為治港者？擁有一張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自然是具權威性的表面證據。但明顯地，這只是證明「香港人」身分的充分條件，這不足以準確呈現「治港」框架的「香港人」身分的必要條件。而能夠成為「一國兩制」的接班人，必須在「愛國愛港」的前提下不怕與不利一國兩制進程者及問題作全面的鬥爭，並在鬥爭、建設中展現才能，膽量和氣魄，這才是「港人治港」中「治港者」的基因。要清晰劃明誰通過或誰不通過不在我們兩青年想像的範圍內，但是在過去廿五年的經驗中，我們看到，香港有能者應在香港社會面對大事大非間泰然自若，巧妙化解大大小小的陷阱和危難，展現大無畏的精神，保障香港繁榮穩定。他們成功通過壓力測試的檢驗，踏入「治港者」的行列。
擁有「香港人」身份是一個至為基礎的門檻，履行相應的權利和義務。但「治港」身份並非一個予取予求的筐，須經歷長期的浸淫及歷練才可達至。在殖民時期，人們將「治港者」定義為擁有長期行政經驗、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關係如何揉合擁有敏感實踐認知的，來自外地或忠於殖民政權的本地行政精英。殖民主義沒落後，治港者雖則仍要繼續為相關這個城市而服務，但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治港者擁有「港人治港」原則下，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空間。他們又應該如何定位自己？他們的定義是什麼，目標為何？我們將於下文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文曦浚是明匯智庫政策研究助理，歐陽家熹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生。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獅子山，洋紫荊與紅旗」。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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