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孩抑鬱．博評】與施永青商榷：請了解小孩的困苦

上星期四，施永青先生在報章刊登了一篇題為《為何這麼多的學生都感到抑鬱？》的文章。他先說：

我是在坐的士的時候，聽到電台的新聞報道說，有團體的調查發現，每七名小學生便有一名有抑鬱徵狀。的士司機立即回應，「真有這麼多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香港的孩子真是愈來愈不濟。我讀小學的時候，環境比現時的更差，哪裏聽過有人會抑鬱。真不明白，為何現時孩子，動不動就覺得自己好慘，甚至走去自殺。香港人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研究心理的專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不應排除小市民有自己的觀察與判斷。我自己的感受就與那個的士司機差不多。

然後，施先生說到他長大時家境有那麼有限、父母怎樣不會什麼都滿足孩子所有的需要，及學校以前更多篩選、更多會考、老師更能臭罵與體罰學生。因此，他的結論就是：

由此可見，現時的學生之所以會出現精神問題，並非社會給他們的壓力大了，而是社會令他們對現實世界有幻想，以為這個世界實在太完美了，以至他一接觸真實的世界時，就處處感到失望，精神不斷地受挫折，感到十分沒趣。

不客氣地說，小弟對施先生的看法實在不敢苟同。

先說以前環境差但沒有聽過有人憂鬱的說法。誰說以前沒有憂鬱？就算撇除有些人長大後因各種以前社會陋習所帶來的童年陰影而持續的抑鬱病，我相信上一輩不會不記得他們小時遇上那個時常好像「無端端」爆喊，扭大計的同輩。又或者是突然間變得愈來愈靜，好像呆了或啞了那個。又或者是老人家說他撞了鬼那個……這些當中其實已經有些有抑鬱的人。

同樣地是不幸的，就是施先生說到現代小孩憂鬱是因為他們被過於寵愛，所以不懂像以前的人（包括他自己）那樣能面對逆境、處理現實。我不否認，現在的孩子的確比上幾代的人更得到父母滿足他們物質要求，學校老師亦不再像以前那樣體罰。但當下的小孩在得到這一切後其實是要「嘔凸」的：

  以前的功課量並不是少，但絕對沒有現在那麼多。還有，因為以前的小學大多是半日制，上午班學生放學後較多時間做比功課，下午班學生可以做完功課後在下一天遲一點才起床、或在下一天早上才做功課。現在全日制學生，要在更少時間去做更多功課。

  以前學校課程沒有現在那麼瘋狂。我本人身邊朋友的小孩近年遇過的真實例子，幼稚園一年級就要學熱帶雨林的四個層次，小學三年級就要學懂何謂知識產權，小學五年級就要學懂畫與計算電路系統。如果那些說當下小孩「一蟹不如一蟹」的人要在當下的程度下上學，他們未必會說這些風涼話。

  功課多了及深了以外，以前的父母大多都正因為經濟能力有限而不會去送小孩去很多補習及各種課外興趣班。現在的孩子在應付功課之餘，還要被很想「滿足」他們的父母推去多項補習與興趣班，根本沒有時間休息、遑論玩耍減壓。或許施先生可以想想他身邊一些在工作以外有很多公職的商界朋友。我相信如果這些公職每一項都是像小學生補習班、興趣班那樣要每星期都花很多時間去做（而不是像典型公職那樣每個月或每幾個才要花些時間），還要是不准說因太忙而不做的，這些商界人士都會「嗌救命」！

  以前因為小學生課外活動較少，有關的比賽亦很少，如果小孩有份參與已經會被視為很厲害，被家人加以讚許與鼓勵。但現在的父母不只要小孩去參加很多比賽，如果小孩拿不到獎不時會搖頭，甚至責罵。

  以前，如果小孩在默書、測驗、考試拿到 95 分，同學都會欣賞、老師與父母都會讚賞，由此得到鼓勵。現在的小孩如果在同樣的評估拿 95 分，同學們未必看的起，老師會覺得這成績不夠好，父母會怪責孩子沒有用浪費了花在孩子身上的補習費用。又或者這樣說：如果施先生在商界努力了幾十年的佳績不但不被認同，還要每天每月每年都不停地、疲勞轟炸地被家人、朋友、其他商家、媒體、社會責罵及恥笑他「冇用」，只能賺回幾十億，與李嘉誠等比不上，我相信施先生遲早都會憂鬱！

最後，當一群小孩其實是受害者時，施先生竟然把以前的無知說到是以前問題不存在，然後就選擇不怪責父母、教育制度、社會文化，反而把問題怪責於小孩身上。這是典型的「責備受害者」（victim blaming）現象。這與有些人說女士被性侵犯只是以前沒有的現代文化問題，然後再把責任不歸咎於侵犯者，反說是因為現代女性穿得「性感」而咎由自取有何分別？難道這就是我們應該教授下一代的價值觀？

我不是那種憎人富貴厭人窮的人。對於施先生由零開始白手興家，我整體來說是尊敬的。不過，他今次對香港小孩的抹黑實屬過分，既無知亦涼薄。但願他能放下那種「我食鹽多過你食米」的優越感，先嘗試多些了解當下的社會情況，才再指點江山。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