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街頭巷尾的茶餐廳裏，市民對公共事務的熱烈討論從未停歇。從交通燈時長到公立醫院候診時間，從垃圾回收政策到城市規劃方案，市民總能用精確的數據、縝密的邏輯表達訴求。這種近乎苛刻的公共參與姿態，實則是七百萬人對這座城市的深切關懷。

在過去，香港市民曾被調侃「熱愛」投訴，實際上，所謂投訴文化背後湧動的，是社會蓬勃的生命力，更是構建現代治理體系的珍貴資源。香港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65%受訪者認為投訴是履行公民責任的方式。這種參與熱情源於特殊歷史語境下形成的「城市共同體」意識：從殖民時期爭取權益的抗爭記憶，到回歸後「港人治港」的實踐錘煉，市民逐漸將公共事務視為己任。當全球城市治理逐漸從單向管理轉向協同共治，香港需要以更開放的姿態擁抱市民的主人翁意識，在政府與市民之間編織新型社會契約。

香港獨特的「批判性參與文化」

這種主人翁意識帶來的高公眾參與度，對於香港政府而言，無疑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一方面，市民作為公共服務的直接使用者，他們能夠最直觀地感受到服務的質量和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市民的參與可以使政策更加科學合理。

香港社會多元複雜，不同階層、不同群體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香港的特殊性在於，其市民社會的成熟度與殖民歷史、法治傳統及國際城市身份交織，形成獨特的「批判性參與文化」。這種文化不僅體現為投訴、監督等消極權利行使，更包含社區自治、政策共創等積極行動，為社會契約重構提供了社會基礎。從理論基礎看，這種社會契約強調政府與市民之間存在一種默契約定，政府保障市民權益、提供公共服務，市民遵守法律法規、支持政府管理。香港《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文件，明確規定了香港居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職責，這為雙方的契約關系奠定了法律基礎。

新加坡「貢獻-回報」的顯性契約

社會契約理論的核心在於公民通過讓渡部分權利形成公共權力，而政府則需以保障公共利益為行使權力的前提。這一理論在現代治理中的延伸，體現為政府與市民之間動態的「權責平衡」——市民通過參與公共事務履行公民責任，政府則需以透明化、回應性和包容性證明其合法性。

參考近鄰新加坡，依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引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佈的「新加坡2025年財政預算制定方式」（Budgeting in Singapore in 2025）報告指出，新加坡政府在制定政策及決定財政預算的某些項目之前，會先透過討論「社會契約」（社會契約意指政府與人民間對於雙方角色與責任的共識）的方式瞭解當地民眾的需求，以指引財政預算案的制定方向，體現星國政府與民眾在社會關懷與發展方面攜手共進的關係，為新加坡極具特色的治理方式。新加坡通過組屋政策、公積金體系等，將公民利益與國家發展深度綁定，形成「貢獻-回報」的顯性契約。

轉向「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共治模式

香港政府需要借鑒契約理論中的「委托-代理」模型重構：市民不僅是政策接受者，更應成為治理過程的「共同代理人」。政府有義務尋找合適的方式，善用、引導市民的主人翁意識，從而正面促進社會發展，超越「回應投訴」的被動姿態，建立將市民自主意識轉化為治理動能的制度架構。

在制定政策與施政時，需要轉變視角——社會契約重構，需超越傳統的「權利-義務」框架，轉向「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共治模式。而達到這一效果，要求特區政府敢於在制度層面進行創新，在制定政策時，在單方面廣泛征求市民的意見的同時，創造合理科學制度化渠道，讓市民看到自身參與社會進步的即時反饋。當政府建立制度化的「參與接口」，相信市民的自主意識就能轉化為精準的治理輸入。

香港的投訴文化不是官民對立的注腳，而應成為社會自我完善的免疫系統。當政府以契約精神重新定義市民的主人翁意識（投訴、監督、社區自治及政策共創等）——將其視為市民貢獻治理智慧的「社會眾包」，香港就能建立獨特的治理競爭優勢：700萬市民成為全天候政策優化師，每條投訴都轉化為城市升級的算法參數。這種治理範式的轉變，不僅需要技術層面的制度創新，更需政府從根本上重塑對市民的認知：不是需要防範的「麻煩制造者」，而是共建優質社會的「戰略合夥人」。這並非一種理想化的表述，而是對政府與市民之間最基本信任基礎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