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要理解當前美國和以色列兩國突襲伊朗而引致的國際局勢變化，必須回到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哲學問題：當一個現代國家決定向他國訴諸武力時，其所構建的宣戰理由，究竟意欲何為？又究竟是說給誰聽的？這並非是一個單純的問題，而是觸及了政治傳播、戰爭動員以及民主問責制的核心。

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一個看似簡單的開戰理由，其本質往往具有多重且截然不同的面向。表面上，這是開戰政府向敵對政權發出的檄文，是向國際社會尋求合法性的法律文書。但若深入理解便會發現開戰理由的首要目標受眾從來不是敵國，而是本國的民眾與軍隊。雖然形式上，開戰政府是在向對手「宣講」，但實際的政治溝通邏輯，大多是為了服務內部政治需求。這其中最關鍵的層面在於凝聚共識與「正當化」行動。

戰爭本質上是對社會資源的巨大消耗與對國民生命的極度透支。只有當民眾確信這場戰爭事關國家存亡或核心利益時，社會契約才能在戰爭狀態下維持穩定，民眾才願意承受犧牲。因此，政府必須將複雜多元的國際利益衝突，簡化為道德上黑白分明的二元敘事。透過將戰爭包裝成「防禦性」、「正義」或「不得已」的行動，決策者旨在消除國內的反戰雜音，並為潛在的傷亡預先建立心理緩衝。此外，外部威脅往往是凝聚內部共識、轉移國內矛盾的有效手段。透過塑造一個共同的、具體的敵人，執政者可以暫時壓制內部的黨派分歧或經濟不滿，加強民眾對現任領導層的支持。

相比之下，「向對手宣講」更多是一種政治姿態與心理戰術。雖然公開宣講可以爭取國際合法性，向世界展示「仁至義盡」的形象，或是設定戰爭紅線，但其重要性遠不及內部動員。原因在於「可控性」的差異：對手的反應往往是不可控的，而內部的團結則是相對可控的。當一國向對手宣講開戰理由時，對方幾乎不可能因為你的「道理」而放棄抵抗，因為這關乎他們的生存邏輯。但內部民眾不同，他們需要一個足夠強大的理由來支持政府。因此，歷史上那些慷慨激昂的開戰演說，表面上是面向世界，其實每一處修辭、每一個隱喻都是經過精心設計，旨在安撫本國選民、激勵軍隊士氣並向潛在盟友展示決心。

若要追溯這種「戰爭修辭向內轉」的歷史淵源，《尚書·泰誓》便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案例。當周武王伐紂，於孟津大會諸侯並發表誓詞時，他詳列商紂王「暴虐百姓」、「穢德彰聞」之罪狀。這篇檄文表面上是對敵國暴政的聲討，但其本質上卻是一場教科書式的內部動員。武王並非試圖說服紂王悔改，而是面對己方軍隊與盟友，透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類宏大敘事，將戰爭的正當性與「天命」（即最高的道德權威）深度綁定，其核心皆不在於與敵對者對話，而在於透過佔領道德高地，完成對己方暴力機器的合法化賦權，從而確保內部在面對流血衝突時的絕對團結。

同樣的邏輯亦在現代西方政治史上出現。二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發表的一系列演說，從「熱血、辛勞、眼淚與汗水」（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到「我們將在沙灘上戰鬥」（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堪稱政治修辭學的巔峰之作。面對納粹德國的真實威脅，邱吉爾深知其演說的首要聽眾並非希特勒（Adolf Hitler，又譯希特拉），而是當時驚魂未定的大英帝國臣民。他透過極具感染力的語言，成功將恐懼轉化為堅毅，將頹勢重構為史詩般的抵抗。這種透過語言力量完成的內部精神武裝，其價值甚至獲得了諾貝爾獎委員會的認可。邱吉爾在1953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時，獲獎理由明確讚揚了其「捍衛崇高人類價值的輝煌演說」。這證明了戰爭修辭若基於真實的生存危機與崇高的道德感召，確能成為團結國家的精神支柱。

但當嚴肅審視特朗普政府近期針對伊朗軍事行動的解釋時，其背後的荒謬性與危險性便一覽無遺。在短短72小時內，華盛頓官方給出的理由經歷了劇烈的變奏。最初，相關軍事行動被描述為對伊朗國內被鎮壓民主示威者的聲援，試圖訴諸人權價值。隨後，數小時後話鋒一轉，指控伊朗即將重啟核武計劃，試圖喚起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恐懼。緊接着，過了數小時，又宣稱伊朗導彈具備攻擊美國本土的能力，直接訴諸本土安全威脅。最後，特朗普甚至在其社交平台訴諸於抽象的「世界和平」。這種連續變換四種截然不同、甚至在邏輯上互相矛盾的理由，已經構成了極為嚴重的國際誠信破產。

相關手段是一種典型的「試錯方法」（Trial and Error）。決策者彷彿置身於一間大型「理由超級市場」之中，試圖在內部輿論市場中尋找那把能最有效凝聚共識的鑰匙。若一國政府需要不斷尋找新的理由來支撐既定的軍事行動，這在邏輯上只能導向一個結論：軍事行動的決定必定先於理由存在。所謂的威脅評估，不過是事後為了安撫選民、激勵士氣以及向盟友展示決心而拼湊的拼圖。這種「先射箭再畫靶」的決策模式，不僅暴露了戰略目標的模糊，更顯示出決策層欠缺發動戰爭的正當性。

國務卿魯比奧隨後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中面對相關軍事行動情報細節質詢時承認美方的行動是基於知悉盟友（以色列）即將對伊朗動手，並預判伊朗事後將對美軍進行報復，因此決定「先發制人」地打擊伊朗。這邏輯鏈條徹底顛覆了傳統的主權國家自衛權概念。傳統的自衛權建立在「迫在眉睫的威脅」之上。然而，魯比奧所描述的邏輯，意味着美國的軍事行動並非基於自身受到的直接威脅，而是為了替第三國的潛在侵略行為「開路」或「掃雷」。這種邏輯將美國軍隊降格為特定盟友的武裝保鏢，使其外交政策淪為附庸。

這種「預防性報復」在國際法上極具爭議，甚至可被視為非法。因為它建立在極不穩定的「雙重假設」之上：第一，假設盟友必然會發動進攻；第二，假設對手在受襲後必然會反擊美國。這種將國家安全與他國軍事冒險深度綁定的做法，不僅將美軍置於不可預測的風險之中，更讓美國人民與士兵成為了地緣政治代理人戰爭的犧牲品。這完全背離了以本國國家利益為優先的立國原則。這種策略不僅未能增強美國的國家安全，反而因為無條件地為盟友的激進政策背書，而主動引火燒身。

當一個超級大國可以隨意編造理由，將保護外國利益置於本國安全之上，並利用信息不對稱來操縱國內民意時，現有的國際法體系便已名存實亡。這種做法不僅侵蝕了民主制度內部的信任基礎，同時也破壞了國際社會對於大國行為的可預測性。在這場由混亂修辭與倒置邏輯編織的戰爭迷霧中，唯一的戰利品是權力的傲慢。而唯一的輸家，則是全人類對於和平、正義以及國際秩序最後一點脆弱的信任。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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