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凌晨時份，電話響起，一個家庭的世界忽然塌下來。家人急忙趕到急症室，只聽見一句「已經盡力了」。眼淚還未流得出，下一步已經是一連串流程，例如認屍、辦理死亡證、通知親友、商量後事。有人一邊強忍淚水，一邊打電話與長生店聯絡；有人站在殮房外發呆，腦裏一片空白，卻又不得不回應一連串現實問題。親人離世，本應是最需要被照顧的時刻，但現實往往剛剛相反。人最脆弱的時候，偏偏最需要自己撐住。

死亡相關社工服務支援零散

香港社會對社工並不陌生。學校有學校社工、醫院有醫務社工，社區裏也有各式各樣服務的社工。不過，一旦場景轉到殮房、死亡證辦事處、殯儀館、墓地或火葬場，或者親人離世後那段最混亂的治喪過程，支援卻常常變得零散。

「殯儀社工」這幾個字，在香港至今仍然十分陌生，甚至聽起來有點不真實。然而，若從社會工作的角度細看，這種服務其實並非遙不可及的想像，而是香港長期忽略了的一個專業實踐場所。任教多倫多大學的社工學者曾家達和談哇佳曾在一篇論文提及，殯儀服務不只關乎遺體處理與儀式安排，也涉及人們在死亡面前的心理、社會與精神需要；因此，社會工作介入其中，正是為了填補這些長久存在但未被有組織回應的服務空隙。

殯儀社工在制度與情感間搭橋

所謂殯儀社工，並不是代辦後事的服務員，也不是禮儀師的另一個名稱。他們的工作當然重要，但其職責通常集中於儀式安排、程序處理與服務執行，但工作往往隨着儀式完成而告一段落；殯儀社工所處理的，則是死亡發生之後，在制度、情緒、家庭關係與社會資源之間搭起橋樑。

從社會工作者的角度來看，人的困擾往往不只是情緒反應本身，而是多重需要未能被看見、理解和妥善承接後所出現的失衡。喪親者在面對死亡時，表面上是在處理程序，實際上卻常同時承受悲傷、混亂、角色轉變、家庭分歧、經濟考慮與文化壓力。殯儀社工的工作，正是在這些交疊處境中，協助當事人辨識需要、穩住情緒、整理關係、連結資源，從而令人不至於在最脆弱的時候，只能被程序推着走。這種工作既要懂人，也要懂制度；既要承接情緒，也要回應現實。

當內地社工走進殯儀館最前線

西方國家沒有殯儀社工的項目，可是中國內地近年在這方面已有一些值得留意的探索，雖然殯儀社工在中國仍未普及，但正逐步發展，其背景與民政系統對殯葬改革及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政策推動有關。換言之，殯儀社工之所以能夠出現，不只是因為前線看見了需要，也因為制度開始承認這種需要值得被專業回應。

早在2012年，重慶石橋鋪殯儀館便引入專業社工機構，在館內設立社工站。這些社工不是被動等候轉介，而是走進前線，跟隨遺體接運人員出車，在家屬最初接觸治喪程序時，提供流程資訊、情緒支援與初步陪伴。火化場的禮堂設有寄語空間與書寫裝置，讓來不及道別的人把說不出口的話留下；之後再透過回訪、個案跟進、小組服務，以至生命紀念冊製作，幫助家屬把悲傷慢慢整理，而不只是壓下去。這種介入方式正好說明，殯儀社工並不只是處理「後事」，而是在死亡這一事上開展一種連續性的社會工作。

佛山近年的實踐則更清楚展示了另一個方向，殯儀服務由傳統的「辦事」走向「伴心」。部分殯儀館不單設立社工隊伍，也鼓勵前線員工考取社工資格，令服務不只停留在程序完成，而是更重視家屬在治喪過程中的心理狀態、關係張力與哀傷歷程。當地的報道提到，一名父親送別輕生離世的兒子時情緒崩潰，當場失控撞地，社工沒有急於講道理，也沒有空泛勸慰，只是先用身體穩穩護住他，陪他把最激烈的那一下悲痛撐過去。還有一些服務會設置兒童照護空間、天堂信箱，甚至透過繪本共讀和回訪，把支援延伸到喪禮之後。

這些例子之所以動人，不是因為服務名稱新穎，而是因為它們看見了一件很基本卻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死亡從來不只是「一件後事」，而是一場生活秩序的斷裂。很多人不是在辦喪禮，而是在用最後一點力氣支撐自己不倒下。

社工應幫助「最冷靜的人」

在我以前的工作中，曾有一位同事早上七時多致電給我，表示丈夫在清晨時被發現在睡夢中離世，並向我表示會晚一點上班。我當下感到錯愕，便請她先處理家中的事宜，毋須急於回校。但她卻表示，待送兒子上學後便會返回學校。

她回校後的表現一直很冷靜、很體面，看起來幾乎與平日無異。然而，很多時候，愈是冷靜的人，未必愈沒事；有時只是還未找到一個可以安全崩潰的空間。社工介入的起點，並不是替當事人界定他「應該怎樣悲傷」，而是協助他逐步辨識當下尚未被回應的需要，包括資訊整理、程序協助、情緒空間，以及家庭角色與生活秩序的暫時穩定。這樣的理解，比起單純勸人節哀，更能體現社會工作的專業位置。

喪事背後是家庭角色重組

一個喪親者，要處理醫院手續、聯絡親友、顧及長輩情緒、安撫小朋友，也要開始盤算接下來誰來照顧尚存的家人。表面上看，這看來是一連串喪事安排；實際上，往往是整個家庭角色、責任分工與生活秩序的突然重組。

我自己過去亦在加拿大處理家人喪禮經驗，深深感受到，喪禮儀式完成後，現實問題並不會隨之結束，反而很快便要面對遺產、文件、家庭協調與往後生活安排等延續性問題。也正因如此，殯儀社工若只被理解為喪禮現場的情緒支援，便會過於狹窄。

這些壓力，未必會立即被看作「需要社工」的情況，但它確實是社會工作長久以來最關心的處境之一。死亡帶來的，不只是情緒上的失落，也包括責任分配、照顧安排、家庭關係和生活秩序的重新調整。

殯儀社工可填補生活真空

也因此，殯儀社工與臨終照顧、善寧服務、哀傷輔導雖然相關，卻不完全相同。

臨終照顧主要發生在死亡之前，重點是陪伴病人與家屬走向告別；善寧服務是一套晚期照顧模式，關心的是病人及其家庭的整體需要；哀傷輔導則是一種介入方法，着重協助當事人理解和整理失落。相比之下，殯儀社工所處理的，是死亡已經發生之後、醫療服務大致告一段落、而生活卻尚未重新站穩的那段真空。它關心的不只是情緒，也包括治喪程序、家庭協調、文化習俗、資源轉介，以至如何在一個高度脆弱的現場裏，用最少的打擾，做到最需要的陪伴。

最需要支援時最不懂求助

香港已有醫務社工，也有一些善寧及喪親支援服務，但不少支援仍然主要集中在醫院或院舍，或者等待當事人主動走進輔導服務。這些服務當然有其價值，卻也有一定局限，因為離世很多時候是突如其來的，未必來自一段可預期的慢性病歷程，也未必屬於高齡善終的情況，自然難以由既有服務及早介入。正因如此，死亡之後那段最混亂、最脆弱、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過渡期，便更需要一種能夠同時回應情緒、程序與關係需要的專業承接。

在現實裏，很多家屬最混亂的，不是幾個月後，而是死亡發生後的頭幾天。尤其當個案涉及急症、意外、突發事故，甚至家庭本身已有複雜關係時，那份混亂往往不是一句「等你有空再求助」便可以處理。最需要支援的時候，往往也正是最不懂得開口求助的時候。殯儀社工關心的不只是情緒，也包括程序、關係、角色、制度與資源之間如何重新接合。這正是其專業獨特性所在。

香港應從試點開始彌補空缺

中國殯儀社工能逐步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政策引導。這對香港的啟示在於，香港欠缺的，也許不只是某一類前線人手，而是尚未把死亡之後的服務空白視為值得制度性回應的社會需要。香港是否需要殯儀社工，相信仍需時間討論和醞釀，但我們至少可以認真思考，如何把這一段被忽略的路補上一片。

較務實的方向，也許不是立即另起爐灶，而是從試點開始。例如在醫院與殯儀服務之間建立短期延續支援，在殯儀館、火葬場或墓地設立合作社工站，又或者為殯儀業前線人員提供悲傷識別、危機應對與基本溝通訓練。不是每一個悲傷都需要正式輔導，但每一個在混亂中的人，都值得被更妥善地對待。

社會溫度體現在陪人走過死亡

當然，香港要走這一步並不容易。社會對死亡仍有避忌，醫療、社福、殯儀、法醫與宗教系統之間也長期各自運作。資源有限，任何新服務都要面對「值不值得」的現實追問。

但問題是，一個社會是否文明，不只看它如何照顧出生、疾病與衰老，也看它如何陪伴死亡，以及如何照顧那些活下來的人。死亡無法變得輕鬆，但告別本來可以不那麼冰冷；程序也許不能省略，卻不代表人只能被程序推着走。

殯儀社工未必是香港眼前最響亮的新名詞，卻可能是香港下一步值得認真思考的專業方向。如果我們重視需要、關係、系統與實踐框架的視角來看，殯儀社工所回應的，從來不只是喪禮現場的一時情緒，而是死亡如何衝擊人、家庭、機構與社區之後，社會能否提供一種更有系統、更有人味、也更具專業自覺的承接。真正有溫度的社會，不只是懂得把事情辦完，更懂得在人最難捱的時候，陪他走完那一程。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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