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

2026年4月28日，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博士（Dr. Hatoyama）親臨香港大學，以《世界秩序危機與東亞的角色》為題發表演講。在當前大國博弈日益白熱化、國際秩序面臨二戰以來最大挑戰的時空背景下，鳩山博士祭出了他標誌性的中日友好旗幟，並將矛頭直指美國的單邊主義，痛斥其為破壞國際規則的「流氓國家」，並疾呼中日應實現關係的「第二次正常化」，終極目標是共同構建「東亞共同體」。這種敢於反對美國以及謳歌民間外交的立場，至少在口頭上確實為趨於冰點的區域關係注入了一絲理想主義的暖流，展現了一位資深政治家對區域和平的道義堅持。然而，若揭開這層理想主義的面紗，便會發現鳩山博士的論述與當前極其嚴峻的地緣現實之間幾乎是斷層的。

寸步難行的中日民間交往

鳩山將民間交流視為緩解緊張的靈丹妙藥，卻對2019年以來中日民間交往的實質性倒退視而不見。自圍繞北海道大學教授岩谷將的間諜案爆發後，中日國際關係學界原本緊密的交流渠道已近乎停擺，寒蟬效應籠罩在兩國知識分子心頭。再加上日方的中日友好代表鈴木英司撰寫了《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使得日本社會對中方民間代表普遍抱持戒備。高市擔任首相以來，更是高調擴軍、頻繁發表涉台強硬言論，中方參與相關活動的政治敏感度早已不可同日語。

鳩山博士試圖以「植樹造林」或「徵文比賽」這種低頻次的活動來對沖深層次的體制焦慮與民意對立，無異於杯水車薪，更顯露出其對現實外交運作中「安全困境」的認知過於天真，例如鈴木英司就曾單方面聲稱自己被當成間諜逮捕時，就曾發現其中一位管理自己的人是當年與自己一同「植樹造林」的中方青年代表，筆者也曾表達過自己在日本四國參加國際教育活動時就有中學生代表表示自己因此不願意參加中日民間交流活動，實在不知鳩山博士是否知情。

獨裁者是人民選出來的

其實鳩山的這種友好發言在日本建制派官僚眼中早就批評過是陳詞濫調，認為他沉溺於某種宏大的敘事，卻忽略了現實主義的殘酷性。一位與筆者相熟的，深度參與民間外交的日本資深官僚在得知其在港大發言後直言：「鳩山還跑到了港大演講？我不明白他為何還能義正詞嚴地評論政治。既然他曾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當上首相，就應該明白在民主社會中是人民選擇了領導人。他似乎無視了這個基本事實，即無論是高市還是川普，都不是從皇室中產生的獨裁者——他們是人民選出來的。鳩山應該多花點心思研究為什麼人民決定支持高市或特朗普，否則他不可能理解為何中美、中日民間交往如今為何寸步難行。」

另一位官僚也評價鳩山習慣於將中日關係惡化歸咎於個別領導人的「自私」或「傲慢」，卻拒絕承認高市早苗或川普等人的崛起，本質上是民意與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身為前首相，他竟表現得像一個置身事外的觀察家，而非對日本政治現實負有責任的參與者…我感到震驚。」

鳩山曾打破自民黨政治壟斷

或許兩位官僚說的話有點重，鳩山還是有明確貢獻的。筆者認為，鳩山最大的貢獻從來不在於他的具體政策，而在於他曾給予日本民主制度一次「重啟」的機會，帶領日本民主黨打破了自民黨長期壟斷日本政治的局面。當時他提出的「生活（質量）優先」與「減少官僚政治」，抓住了當時日本國民對舊體制僵化及自民黨腐敗的不滿。筆者也願意承認，鳩山擔任首相期間面對了很大的壓力，因為自民黨壟斷了很多資源，包括人才與資金，聰明的日本精英自然清楚自民黨實力雄厚，隨時可以卷土重來，不願意為鳩山等非自民黨人服務。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非自民黨空間被嚴重壓縮。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確是戰後少數敢於正式提出日本是亞洲的日本，主張平衡對美關係甚至呼籲中日韓建立類似歐盟架構的有識之士，在港大他也提及這是他的最終目標，鳩山也曾主張台海問題是中國內政，日本不應插手，值得肯定。不過，作為少數黨、少數派本來就必須有「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決心。

低估美日同盟結構性約束

在當前中日關係惡化、民間關係惡劣的現在，有部分中國的日本通拒絕日本把香港當作突破口，認為他們把青少年交流當作政治工具，幻想藉此在香港與內地之間製造裂縫。強調香港可以與世界交流，但香港的對外交流必須服務於國家整體利益，不可縱容挑戰中國底線的政治投機者，也因此主張這並非學術自由的問題。所以在現階段的中日民間交往中，日本精英以擔任顧問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壓力較少，反觀中方代表若要參與必然要三思而後行，也要有逆民意而行的勇氣，要好好說明為何自己的行動符合國家利益。

鳩山的問題在於，他在擔任首相時在琉球等中日重大議題上雖然提倡美軍基地遷出琉球等，卻低估了美日同盟的結構性約束以及官僚體系的阻力，所以沒有取得太多實際成果，導致部分鳩山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甚至對整個「非自民黨政權」失去信心，間接促成了後來安倍晉三長期執政與日本社會全面右轉的社會心理，後續他即便批評當時安倍煽動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的效果也非常有限，所以是功過參半，這也能解釋兩位官僚感到不滿的原因。

「多喝熱水」治不了晚期癌症

有中方民間外交代表就在深諳有關背景的情況下也反映：「我個人還是非常感謝鳩山，他願意鼓勵我們並支持中日民間交往，然而，他已遠離了政治核心，日本政治本質上還是以自民黨為中心…我更希望他（鳩山）能夠利用他個人的影響力，說出中日之間現在難以正常交流的根本原因…」。如今他大談中日民間交往，卻避而不談為何民間交往會停擺，無異於在治療晚期癌症時建議患者「多喝熱水」，未見他給出一套讓日本前線官僚接受、能保障中日安心交流的制度化方案。

實際上，NHK WORLD最近也在大規模報道香港青年交流計劃實施10年來首次擯棄日本的情況並導致很多日本讀者評價香港學術自由被侵犯，鳩山在這種情況下非常單純地主張香港要在中日交往等議題上發揮更大作用，進一步證明鳩山博士有關發言「離地」。

莫讓中日民間交往淪為過家家

反觀前首相村山富市，真正地體現了「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筆者在村山離世後立刻發文紀念，並且指出他除了首次作為首相代表日本承認慰安婦等戰爭罪行以外還協助了日本及其他歷史研究者通過梳理檔案，重新認識日本在戰爭期間的各種行動，這是因為村山富市於1995年（抗戰50周年）出任首相之前的日本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國家檔案館。彼時外務省、文部省、防衛廳（現防衛省）雖存有政府檔案，但缺乏像美國那樣的綜合國家檔案局。為了正視歷史，村山做首相後認為不可以維持現狀，遂要求日本建立類似的國家檔案局。實際上，他也曾在日本議會跟當時是議員的高市早苗鬥智鬥勇，是勇敢的實踐者，非常值得中日雙方歌頌。

在現階段，再多的「美辭麗句」（注：日式成語）也無法遮蔽中日已失去互信及進行有效民間交往空間的事實。我們固然需要明白日本中依然有不少理性的友華聲音，也要感激村山富市前首相，還有為中國強徵勞工提供大量無償幫助的內田雅敏、和仁廉夫等，也應當承認周恩來先生的「兩分法」有合理之處，亟需找機會重拾各方對中日友好事業的支持。但與此同時，我們更需要有人敢於拆解民間外交停擺的真正阻礙，直擊那些散播仇恨與猜忌的制度性根源，打擊日本「新型軍國主義」，避免中日友好的善意被「騎劫」。如果政治家或者學者都在粉飾太平，而不願訪談參與中日民間外交的前線工作人員，那中日民間交往不過是「過家家」。而這，對如今還在為推進民間外交工作而苦惱的中日代表而言，說得不客氣一點，無異於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