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拜讀民協總幹事郭偉誠先生於5月21日在「01論壇」發表的評論文章《以深水埗區為例——區議員工作報告可否滿足公眾期望？》。雖然充分理解郭先生對深水埗地區治理的高度關注，然則就其文章的核心論述與數據詮釋方式，實在難以苟同。

郭先生的文章過度依賴量化數據作表面比對，試圖以此評核個別區議員的表現，卻未有審視現行地區治理的底層架構、各區的獨特區情、地區資源整合的實務操作，以及現代通訊科技對公共行政帶來的模式改變。倘若僅憑單一工作報告的數據多寡，來斷言區議員是否失職或資源錯配，此舉不但有欠客觀公允，更反映出郭先生對完善地區治理體系下區議會嶄新定位的理解，存在根本落差。

首先，郭先生將區議員的工作報告視作獨立的「成績表」，藉此質疑部分區議員的個案處理數量及成效，此論述實有重大盲點。根據經修訂的《區議會條例》及完善地區治理體系的精神，新一屆區議會已回歸《基本法》第97條下非政權性區域諮詢組織的定位。更為關鍵的是，現屆區議會由當區民政專員出任主席，充分體現了「行政主導」的管治原則。區議員的角色，在於協助政府掌握社區脈搏、反映民意，並在民政專員統籌下配合當局施政。

故此，地區工作的成效絕不能割裂地單看個別議員的量化指標，而應視為民政事務處、區議會及各方地區力量協同發揮的成果。郭先生單憑個別區議員的個案數字來評斷其是否「深入社區」，全然忽略了民政專員在統籌資源、分配任務及主導地區發展上的核心角色。在民政專員領導下，區議員的工作往往涉及跨界別、跨範疇的協作。許多深層次的地區問題，如打擊環境衞生黑點的聯合行動，均由政府部門牽頭，區議員則從旁協助與游說。這些實質的政治與行政協調工作，豈能輕易被量化為「一宗個案」？將報告數字奉為衡量區議員個人績效的絕對標準，無疑是對現行行政主導架構的嚴重誤讀。

其次，郭先生在探討設立「流動會客室」時，將深水埗與東區的數據作直接對比，藉此批評深水埗區的表現。然而，這種跨區比較的分析手法，在公共政策評估中實屬有欠嚴謹。本港18區各有其獨特的地理環境、人口結構與社區網絡。深水埗作為人口密集的傳統舊區，基層市民佔多，其社區結構與東區截然不同。深水埗區街道狹窄、舊樓林立，且簡樸房問題集中，推展地區工作往往需要更具針對性、深入街頭巷尾的微觀介入，而非單憑設立大型戶外「流動站」便能奏效。

再者，各區民政事務處在審批及規劃街站位置時，均須全盤考量當區的治安狀況、街道管理限制及居民生活習慣。眾所周知，東區擁有多個大型私人屋苑及寬敞的公共廣場，具備設立「流動站」 的先天優勢，反觀深水埗區的空間資源則相對局限。若無視上述客觀的區情差異，強行以統一的量化標準作跨區比對，不僅有違學術嚴謹，更會得出失真的結論。真正的地區治理智慧，在於因時、因地制宜，而非盲目追求數字上的表面對等。

第三，郭先生質疑部分區議員的個案處理量偏低，甚至懷疑資源未獲善用，這正正反映郭先生對現今地區服務網絡的重疊性與協同性缺乏全面理解。在現屆特區政府的地區治理架構中，除了區議會，「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關愛隊）亦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事實上，絕大部分現任區議員均同時兼任所屬小區的關愛隊隊長或核心成員。

此雙重身份的設計，旨在打破過往地區資源碎片化的弊端，達致服務無縫交接與資源效益最大化。當區議員以關愛隊隊長或核心成員身份，帶領義工深入屋邨家訪、派發物資或協助長者維修家居時，相關龐大且繁瑣的服務數據，往往已歸入關愛隊的工作報告，而未必會重複計算於區議員個人的報告內。倘若郭先生僅着眼於區議員報告上的「個案數字」，卻無視他們在關愛隊層面投入的巨大心血與實質產出，這種評估無疑是管中窺豹。當局的政策目標是建立立體、全方位的地區服務網絡，區議員與關愛隊服務的高度融合，正體現了資源整合的優勢。郭先生將此等服務網絡的交織誤解為「表現落差」，實屬對地區資源運用現況的片面認知。

第四，就「會見市民計劃」成效不彰的批評，郭先生的觀點顯然未能與時並進，忽略了資訊科技對公共行政與市民溝通模式所帶來的革命性轉變。在智能手機普及、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軟件高度發達的今天，市民求助的途徑早已突破傳統的物理空間與辦公時間限制。昔日市民須親身前往辦事處或於特定時段排隊輪候。如今只需發送文字訊息、相片或語音，便能隨時隨地反映如街道阻塞、設施損壞等社區問題。

這種全天候、數字化的溝通模式，不僅大幅提升處理地區事務的效率，更極大地降低了市民的參與成本。因此，傳統實體會見人數下降，絕不意味區議員與市民的聯繫減弱，而是真切反映了溝通渠道的模式轉變。於現代社會中，強求市民在特定時間親赴指定地點求助，實屬不合時宜。將實體會見人數減少與「未有深入社區」或「成效大跌眼鏡」畫上等號，無疑是缺乏時代觸覺的短視結論。現代的地區治理評估，理應涵蓋數字化互動的維度，而非死守過時的舊有指標。

郭先生的文章雖然展現了對地區治理的高度關注，但其論證過程卻充滿對制度設計的誤解、對跨區差異的漠視、對服務網絡整合的忽略，以及對科技發展的滯後認知。評估區議會的運作與地區治理成效，絕不能停留在對表面數據的機械式解讀。完善地區治理體系的核心價值，在於重塑一個以行政為主導、各方力量協同合作、高效且具備彈性的基層治理生態。

在這個新生態中，區議員的價值不再是透過製造對立或堆砌個案數字來博取政治資本，而是實實在在地作為特區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默默於複雜的社區網絡中化解矛盾、推動政策落地。唯有以更宏觀、更具前瞻性的視角審視地區工作，大眾才能真正理解並推動香港基層治理的良性發展，確保其長遠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與市民的深層次期望。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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