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處在上周發表《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報告，主要涵蓋出生地點為內地，持中國國籍並報稱香港為永久居留地，而居港少於 7 年的人士。在2016年中，該群體共有 16.6 萬人，比十年前低約 3 成。

內地新來港人數有下降趨勢。然而，我們要小心闡述數字，釐清人口概念的誤解。首先，這不等同單程證人士數目，在 2009 年中至 2016 年中，約有 31.9 萬人持單程證來港。同時間，報告剔除了幾群人口，包括：一、7.7 萬名報稱香港非為其永久居留地的人士（例如短期留港工作或就學）；二、多數時間在境外居住的人士；三、又沒有包括在普查期間離港（例如暑假回鄉）的人士；以及四、中港家庭的子女，抵港時會即時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也不會納入在這份報告，等等。這某程度上解釋了永久居住人口較單程證持有人數字低。

由此可見，我們切勿理解為單程證人數近年下降。事實上，近 5 年的數字飄忽不定，2015年只有 3.83 萬人，但2016年全年有5.74萬人，每日平均數字超出 150 人，創十多年新高。報告只調查該年年中數字，未能反映全年數據。另外，有 7 萬多人報稱香港非為其永久居留地，而且每年來港數字也起伏不定，這對港府規劃學位、住屋、醫療設施增添困難。當新增服務需要時間籌備，移民如果遇上生活問題，往往未能立下解決，就會出現爭奪資源的現象，社會摩擦很可能隨之產生。

雖然報告未能完整理解內地來港非永久居民的全貌，但如果比較同類群組過往和近期的社會和經濟特徵，我們仍可觀察到一些趨勢，例如十年來，擁有專上教育的學歷的比例上升一倍多，每月主要職業收入至少 1.5 萬元的比例也有明顯上升，升幅較全港人口快，其中相當人口投身建造業。當然，兩組數字仍比香港整體人口低，內地來港定居者屬於低收入的比例，仍然較全港人口高。然而，不少南來人口有一定經濟能力，並非坊間認為依賴福利、靠政府過活的刻板印象。

有幾個少人提及的趨勢，值得政府和民間注視。第一，在房屋特徵方面，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的人士，有四分之三比例居於全租單位，比例較全港人口高；比較房屋類型，有 57.7% 居於私人永久性房屋，反而居於公屋、居屋的人數和比例在近十年下降，趨勢遠較全港人口明顯。這似乎反映不少這類人士租住在私人單位和劏房。內地移民家庭團聚，內地移民和港人也有組織家庭的意慾，香港房屋單位卻短缺，業主遠比租客有優勢，屋租就高踞不下。不論是新來港或者本地人，一同面對住屋開支沉重的問題。

第二，是使用廣州話為「慣用交談語言」的 5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穩步下降，由 2006 年的 83.8%，到 2016 年的 69.8%。這與民政事務總處及入境處在單程證人士首次抵港時搜集的資料吻合。同時，以普通話作為慣用交談語言的比例，在 2016 年達到 13.5%。這未必過於令人憂慮，擔心廣州話的普及率下降，因為廣州話「作為交談方言」的比例同時上升。這個比例估計是指本來不認識廣州話的人，到掌握基本對話的比例。「慣用交談語言」和「作為交談方言」兩者合計仍然超過 9 成。

港人有時會嘲笑茶餐廳任職侍應的內地移民，廣州話發音不標準，但這也表示這群新來港群體用廣州話跟顧客溝通，融入本地文化社會。相對之下，一些在金融機構任職的人，不時寫文慨嘆業界不少內地員工和「海歸」，主要用普通話溝通，甚少用廣州話，群體間鮮有交集，他們才更抗拒融入本地社會。粵語是香港人文化身份的重要部份，港人應該盡力保護，尤其要推廣流行文化。企業主管和老闆，不分高級和基層，也應要求員工有基本的廣州話語言能力。

第三，俗稱老夫少妻的情況仍然普遍。有 5.79 萬位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的女士，當中有一半較丈夫年輕至少 8.8 歲。坊間認為此類個案容易出現婚姻危機，甚至衝突。按比例來看，內地定居未足 7 年人士的離婚比例較全港人口高，有學者用 2007 年數據指出年齡差距是表面因素，男方收入低和財政壓力是主因。學者和政府需要進行更多研究，了解經濟和婚姻年齡差距的關係。政府也應考慮提醒港人，成家立室前應該要衡量經濟能力。

不少港人對於內地新來港人士有很多不滿，部份是制度使然，例如審批入境制度不清晰透明，部份是政府提供資源有限，導致互相爭奪，見諸於醫療和教育方面，部份是文化身份認同。民間大可以向政府爭取更符合香港利益的人口政策，更好規劃香港未來，但對於長居在港的，有一定的公民資格的內地移民，港人應該盡力令他們早日融入社會，消弭社群間的藩籬，認同公平公義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