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解殖」需從制度做起 不是流於門面工夫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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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國政協舉行小組會議,審議政協工作報告。兩個港區小組開放予傳媒訪問,期間政協委員佘德聰建議,中央應在合適時間敦促特區政府除去和減少殖民地時期留下的符號,提出可以從修改地名和道路名開始。他又指,愛國是基本義務,應從小培育和激發幼童的愛國情懷。「去殖」是應做的事,但是「去殖」還需從根本做起,廢除殖民政府留下的種種不公義制度,不然只會流於門面功夫、自欺欺人。

英殖政府拒推全面直選 功能組別助長既得利益者

殖民地留下的不公義制度罄竹難書,當中以「功能組別」對香港的影響最為深遠。眾所周知,「功能組別」在港督獨攬行政立法大權的英殖時代已經存在,港英政府在1980年代之前,通過向「地區居民」及按照「工作性質相似」或「按社會功能劃分」的界別(例如工商界、法律界等)徵詢民意,港英政府以利益交換各界在政治上的支持。

「功能組別」長久以來被詬病為「小圈子選舉」。(資料圖片)

九七前,為配合香港的非殖化和民主化議程,以及照顧英國的海外利益,能夠讓工商界領袖通過某種選舉形式進入議會的「功能組別」選舉應運而生,並通過1984年7月發表的《代議政制綠皮書》得以確立。該綠皮書提出,香港要「逐步建立一個政制,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分權威代表香港人意見」的目標,同時表示日後可以「進一步研究直接選舉的可能」。「功能組別」表面上是香港「民主化進程」的一項過渡舉措,讓一個沒有直選制度的議會,過渡至完全由直接選舉產生,然而,「功能組別」卻演變為特權階級的權力壟斷。及至1995年,殖民地政府雖推出新九組改革,擴大了選民基礎,但是部分組別的選民基礎仍然狹窄。

及至2012年政改,功能組別雖然加入了五席「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全面開放投票,可惜的是立法會全面直選仍是遙遙無期。「功能組別」長久以來被詬病為「小圈子選舉」,除了失去對選民的「代表性」之外,更削弱「公平性」。香港立法會中的政治力量,向來在政治光譜、階級上都嚴重失衡,「功能組別」加上「分組點票」的議事規則,更大大增加了通過議員提出議案或修正案的難度。

除了「功能組別」,香港仍保留了不少殖民時期的惡法,例如英殖時期訂下的《大學條例》,賦予港督實質權力管治大學,近年要求改革該條例的呼聲高漲。「01觀點」曾批評,《大學條例》的安排雖然有其歷史源流,但時至今日則與現代價值顯得格格不入。為消除政府干預院校自主的可能,當局應修訂現行法例,淡化行政長官在大學管治架構的角色。

愛國不應只談修改街名 去殖應從制度改革做起

佘德聰等繼提出改街名後,更建議教育幼兒「愛國」。且不論這種做法是否符合「教育」的目的及原則,也不論香港那麼多以內地地名命名的街名為何不能喚起港人愛國意識,將「身份認同」全部歸於港人責任,實在大錯特錯。

九七前後香港人對身份認同有過幾次起落變動。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永佳、中文大學新傳學院的研究團隊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都有類似觀察:九七後港人一度對「中國」認同感遞增,由2004年開始,29歲或以下青年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拾級而上。然而,從2008年10月開始,29歲或以下青年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就不斷創新低,直至2012年10月跌破10%。反覆下挫的趨勢延續,近幾年更是見「歷史低位」。

一個人建構起「身份認同」時,絕非「想點就點」,而是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香港年輕人的身份認同起起落落,有一點很清楚,就是港人並非「天然獨」,也非「必然地」抗拒中國。身份認同是複雜的文化議題,其背後不僅僅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身份,近年的日益淡薄,香港政府要負上很大責任。

建制派往往無視香港政經結構中的不公義現實,才是問題根本所在,把一切爭議上升至「身份認同」的對立、聯繫到對民族及國家的忠誠問題上,這是本末倒置。「從小愛國」的口號,只是在用最低成本向中央表示「忠誠」,但建制派又是否能真正面對和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

香港經歷了百幾年的英國殖民管治,在城市景觀、生活習慣上帶有殖民色彩烙印,並不為奇,這也是香港在歷史、文化等層面的「獨特性」,修改街名,只是形式主義,無關痛癢。特首官邸禮賓府、終審法院等皆是帶有殖民色彩的建築物,而根據香港大學建築文物專業學者李浩然和黎志邦的研究,「香港殖民建築」有四代,連唐樓也是殖民地的產物。那麼為了形式主義地「解殖」,是否整個香港都要為此顛覆?

假如香港真的要徹底解殖,應該從不公義的政經制度、法例中連根拔起,而不是在街名上做形式主義文章。這種「形式主義」的擦鞋,港人不會接受。「去殖」議題是香港最敏感的話題之一,以往多是由北京提出,而今次是香港政協委員主動提出,令人啞然。委員們縱然在大會上作為空間不多,也不應忘記了自己的本分,是為香港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