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主任不堪壓力自殺　校董會在做甚麼？

李東海小學林老師上周三（3月6日）在學校六樓一躍而下，結束生命。據報道，她尋死前一天曾親赴東華三院總部投訴校長，惟未能與學務總主任會面。
縱然世事沒有如果，但就此而言，社會難免會問悲劇是否原可避免？學校的投訴機制是否應該改善？

東華三院學務總主任吳奇壎在事發後到李東海小學了解事件，據報他向校內教師確認，林老師死前一天曾到總部投訴，並要求與他會面。惟當時吳奇壎不在香港，未能親自接見。

林老師原本要投訴甚麼呢？縱然事件仍在調查之中，但林老師自殺前曾被校長訓話，及被逼寫悔過書罪己，此行相信是要投訴羅校長。而事發後多名知情人士亦向傳媒透露，這名校長不時辱罵老師，管理手法備受爭議。

若然指控屬實，目前香港的學校有何機制，處理這種對校長的投訴？

投訴機制分兩層

首先，這一種校內管理問題，教育局一般不會介入。2000年代起香港推行校本管理模式，保留辦學團體的辦學自由之外，亦賦予津貼學校的校董會、官立學校的校管會很大自主權力。正如不少教育界人士指出，即使有人向教育局投訴，通常都會發還校本處理。

所謂的校本處理，即各間學校可自訂機制，處理投訴。學校通常會參考教育局發布的《學校處理投訴指引》，自擬文件列明投訴程序，並載於學校網頁。根據教育局的指引，涉及校長的投訴可向校監或法團校董會調查小組提出；實際而言，不同學校的投訴校長機制舉隅如下：

辦學團體：「始終隔一層」

根據定義，校監必然是校董會其中一員，而且通常是校董會主席。所以，歸納而言，投訴對象的層面只得兩類：校董會層面或辦學團體層面。

這兩種投訴安排，各有優缺。在辦學團體方面，他們與校長的關係相對獨立，未必有太大利益關係。然而，辦學團體的負責人未必能準確掌握校內情況，正如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校長戴德正形容為「始終隔一層」。二來，部分較大規模的辦學團體要處理的事務繁多，未必能夠及時處理投訴，以至可能會出現像林老師這種情況，即使親赴總部卻仍未獲即時接見。

校董會：未必夠持平

相較之下，校董會較清楚校內情況。在校本管理模式下，校董會——而非校長——是學校最高決策單位，主管學校發展方向、重要人事聘任等事宜。而校長看似權力很大，亦只是校董會的其中一員，理論上與其他校董平起平坐。所以，若然接到涉及校長的投訴，校董會應該有足夠的能力展開調查。

然而，理論與事實總是存在落差，校長往往才是真正的話事人。校董會每一學年最少須召開三次會議，會議次數通常都不會很多，其他校董始終不及校長那麼熟悉校務。鄭燕祥等教育學者曾在2015年撰文指出，教師認為加入校董會會增加工作量等，令原意可促成民主管治的校董會角色不大，真正決策的始終是校長。

更重要的是，校長與校董會的主要成員關係良好，互相信任。以2017年屯門興德學校為例，時任校長陳章萍即使備受爭議、屢受投訴，卻仍然得到多名鄉事派校董支持，特別是校監鍾佳榮的撐腰。在這種情況，教師即使遭遇苛待，他們是否有信心向校監或校董會投訴就能伸張正義，這是有疑問的。

處理投訴應更公開透明

無可否認，校本管理的原則可取，教育局不應過分介入學校內部事務。而教育局亦已經提供三類課程，供校董和校監認識學校運作及管理，每個課程均包括投訴處理程序。然而，若以為發布投訴指引和提供校董課程，政府就可以完全置身事外，任由學校自我監管的話，那是太過不切實際。一旦出現校長濫權、與教師惡鬥之類的情況，而校董會和辦學團體都未能適時處理的話，最終必然會令學校亂成一團，受害的是莘莘學子。

故此，教育局應該汲取今次教訓，詳細研究校董會及辦學團體各自在投訴機制中應有的角色，甚至可以考慮要求學校將重要投訴，包括涉及校長的投訴，都要上報教育局備案。如此一來，縱然校董會或辦學團體仍有自主權力，但他們始終要對外交代，難以私相授受。甚至進一步而言，教育局應全面檢討校本管治，包括校董會模式在這十幾年來的成效，及早提出改進建議，而非在下一次有學校爆發問題後才亡羊補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