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紛亂不已　彭定康難撇責任

反修例示威持續近四個月，暴力浪潮未見止息。特區政府上周五（10月4日）引用源自港英年代的《緊急情況條例通例》，訂立「禁蒙面法」，希望阻嚇暴力示威者有恃無恐而肆意作違法破壞。在暴力失控的現實下，政府這非常舉措協助警方更有效執法，有其必要性，但卻引來不少非議，其中「末代港督」彭定康形容「禁蒙面法」絕對是「瘋狂」，擔心隨着示威愈演愈烈，不久將來或會有人喪生。
彭定康也許基於對香港的感情而作出建言，他主張港府與和平示威團體對話，也有道理，但他對「禁蒙面法」的批評卻顯然忽視香港當前社會混亂情況，不但不見得有助平息論爭，反而火上加油。

彭定康接受訪問時分析，當下亂局源於港府及北京管治失誤，令本來非常和平的社會要以街頭方式抗爭。香港政府處理《逃犯條例》修訂時確實犯下嚴重錯誤，不但推動修例的手法粗暴，對香港與內地社會價值差異及由此產生對內地司法的不信任缺乏警愓，未能妥善安撫市民的憂慮，面對大規模反對運動時又應對遲緩，導致警民矛盾不斷加劇。然而，從更廣闊的背景來看，香港社會的民怨並非突然迸發，而是長期累積而成，原因離不開社會結構長年扭曲，導致經濟發展與普羅大眾的民生嚴重脫節。

作為回歸前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確實展現了極精明的政治手腕，但從未曾真正以政治家應有的視野處理經濟民生方面的種種深層矛盾，反而處處政治掛帥，挑起鬥爭。不客氣地說，香港陷入今天的亂局，彭定康難辭其咎。他本身是由倫敦直接委派、欠缺港人授權的殖民地總督，但儼然以民主鬥士自居，並在任內挑動政治民粹，把香港的問題局限為只有「選舉」，為此甚至不惜在政治上挑釁北京，煽動陸港矛盾，導致香港政制在回歸後推倒重來。

彭定康善於作政治化妝，自稱為「半個香港人」，在不少港人心中留下良好印象，但要論及香港的貢獻，他遠遠無法與1971至1982年擔任港督的麥理浩相比。麥理浩在「六七暴動」後治理香港，他沒有效法戰後港英政府在民生議題上的不作為，反而擺脫官僚習氣的羈絆，直面房屋、教育、貪污等深層次結構矛盾，通過十年建屋計劃、開拓新市鎮、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等改革，深刻地改變香港社會面貌。即使到了今天，很多港人依然懷念「麥理浩年代」。

與「麥督」相比，「彭督」治港五年在經濟民生上取得什麼政績？ 不幸的是，在彭定康民粹政治的焦點轉移下，香港社會轉型的各種挑戰沒有獲得充分討論、遑論解決──住屋困局、產業結構單一、青年上流機會不足等問題在港英末期陸續浮現。加上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一直無法擺脫回歸前的「大市場小政府」邏輯，施政總是向商界（特別是地產商）傾斜，致使上述問題不斷惡化。香港如今經歷「六七暴動」以來最嚴峻的政治考驗，此刻社會最需要的是改革共識，避免繼續折騰。彭定康若真的心繫香港，便應務實建言，而非指鹿為馬。

《香港01》多次指出，回歸以來的政治衝突只屬表象，真正問題在於深層次結構問題遲遲未獲解決，當中房屋供應不足、產業改革欠缺等問題異常突出。對此，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意見便頗有參考價值──他近日評論香港示威時指出，香港社會存在一些根本問題，其中住宿關乎年輕一代是否對未來抱有希望，假如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香港面臨的困境將難以克服。

作為香港的競爭者，一些人或許以為香港政治秩序陷入混亂會讓新加坡漁人得利，但李顯龍上述評論並無落井下石，而是實事求是地幫香港「指點迷津」；新加坡內政部長尚穆根早前亦曾直言，香港與新加坡的關係是互惠互利。對港人來說，需要清晰區分的是，外界各種「指點江山」的言論，哪些才是真正在幫香港把脈、為當前困局探尋出路。香港的為政者更該從中看清楚怎樣做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深刻反思為何同樣曾為英國殖民地，新加坡總是能夠隨着國際形勢變化而作出相應的產業結講調整以維持經濟活動，並主動承擔社會治理責任，處理好住屋等種種民生議題，而香港卻總在這些方面交不出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