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雪峰的世界經濟論壇　離地精英的圍爐取暖

一年一度於瑞士達沃斯舉行之世界經濟論壇來到第40個年頭，事前各大研究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紛紛發表報告，暴露世界各國貧富懸殊嚴峻，以及各地人民對資本主義制度逐漸失去信心。樂施會報告指出，去年全球財富超過10億美元之2,153名億萬富豪，比底層六成人口的46億人擁有更多財產；而最富有的22位男性，財產更多過全非洲3.25億名女性加起來，揭示貧富尤其是兩性間之經濟不平等。另外愛德曼公關公司（Edelman）發表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訪問27個經濟體3.4萬人，結果顯示大多數人認為現行資本主義制度弊多於利，眾多已發展經濟體之人民對未來之經濟前景感悲觀。

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從2000年開始，研究民眾是否信任體制可促進社會流動，如美國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般樂觀。福山於1989年東歐劇變後拋出之「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理論，大膽假設以美國為首之資本主義民主，將於共產陣營倒台後成為人類歷史之終極生活模式。雖然2001年9.11恐襲被視為對資本主義民主體系之挑戰，卻最終會戰勝極端伊斯蘭主義及「亞洲價值」。然而事如願違，2008年爆發之金融海嘯單在美國便迅速蒸發10.2萬億美元，不過富豪及銀行得到政府救市，經濟損失轉嫁於一般平民身上。多年來之緊縮政策，令西方社會民粹、排外、民族主義浪潮此起彼落，對體制不信任有增無減。國際格局亦朝多極發展，極端伊斯蘭主義於全球造成恐襲危機，中國崛起之模式亦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帶來挑戰。福山亦不得不修正其理論，承認當年的「歷史終結論」言之過早。

在世界經濟論壇上雲集的，為篤信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企業巨頭及各國元首，一眾人幾乎壟斷全球經濟及政治權力。自德國經濟學家史瓦布（Klaus Schwab）於1971年舉辦達沃斯論壇以來，幾乎大部份時間在提倡去干預（disintervention）之經濟政策。削減政府規模、出售公有產業、減少政府管制、減輕稅務負擔、鼓勵成功而非補貼失敗之新自由主義思維大行其道。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冠此批精英「沃達斯人種」（Davos man）之名，稱此類人缺少對民族忠誠需要，視國界為除之而後快的障礙，並視國家及政府為歷史殘渣，其惟一作用僅為精英之全球運作提供協調。當新自由主義之繁華舊夢被經濟海嘯催破後，在今年現身沃達斯的，是力主貿易壁壘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反精英民粹主義、並時而反民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特朗普以及民粹政客近年不斷湧現，正是過去數十年「沃達斯人種」當權，世界貧富日益懸殊之直接結果。中下階層人民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之下，職位不斷流失予第三世界國家，以「沃達斯人種」為首之跨國企業及精英累積大量財富，中下階層人民工資及生活質素卻停滯不前，當經濟泡沫爆破時更是首當其衝。其將憤怒投射在政客、精英、移民，結果導致排外民粹主義之反精英政客崛起。特朗普在沃達斯上咄咄逼人的意氣風發，亦令精英終於醒覺若不盡快彌補貧富不均等缺失，整套資本主義制度將有被顛覆之危機。史瓦布早於多年前便提出過「持份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主張企業不應只對股東負責，亦需對員工、顧客、環境負責，力抗當時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企業惟一目的為利潤最大化主張。

為應對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達沃斯論壇亦連續第二年邀請瑞典「氣候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但當史瓦布要求所有與會者承諾2050年前達成零排放之際，達沃斯上空承載富豪大亨出席論壇之私人飛機卻絡繹不絕。大會雖然為來賓準備冰雪戶外鞋鼓勵其以步行出席會議，建議不提供鵝肝或魚子醬等食品以支持環保，但此對於大部份生計拮据的平民來說，仍可謂極大諷刺。一連五天之達沃斯論壇到了晚上，應邀的精英將出席美國富商索羅斯（George Soros）之晚宴、又或者高盛大亨斯卡拉姆齊（Anthony Scaramucci）之酒會、甚或摩根大通董事長戴蒙（Jamie Dimon）在博物館舉行之派對，然後回到每晚房租至少500美元的酒店房間歇息。可見大部份時間交際應酬，對真實問題埋首不理的精英，在海拔1,560公尺阿爾卑斯山上圍爐取暖大會，不僅是物理上的離地，更是精神上的堅離地。

避免得失英國石油公司或Google等巨頭，史瓦布對碳排放稅或反壟斷法等實質政策倡議避而不談。去年應邀出席並於一眾富豪面前大談富人避稅、逃稅、瞞稅問題的荷蘭歷史學家布雷曼（Rutger Bregman），該片段在社交媒體瘋傳後，今年亦不再獲邀出席論壇。雖然近年與會精英及史瓦布本人都逐漸反思、批判昔日去干預之新自由主義思維，並提出改革聲音，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月初便呼籲各國檢視其稅制並考慮引入累進稅以向富人徵收更多稅項，樂施會去年亦促請各國向企業及富人加稅以縮窄貧富差距。此類建議卻如氣候問題一樣，一直只聞樓梯響。毋怪身為達沃斯論壇常客的前白宮聯絡室主任格根（David Gergen）直言，史瓦布只習慣於在意念的世界中而非行動世界中當積極份子。同理放在達沃斯論壇中的精英皆然。

至於曾被佛利民奉為自由經濟圭臬之香港，在此次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中亦出現意外結果，竟有近一半人認為現為現有資本主義對世界弊多於利。此在一個以自由港開埠、積極不干預聞名、奉小政府大市場為金科玉律之金融港來說，比率實在不少。逾三成香港人對未來五年之經濟前景感悲觀，在26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尾五。誠然，香港貧富懸殊比其他經濟體都要嚴重。樂施會於2018年報告顯示香港社會貧富差距12年來擴大至44倍，貧窮人口於去年尾更突破140萬創新高，約21萬人居住於9.3萬間劏房。經濟不平等如此險峻，近一半人自然會對資本主義失去信心，對努力就能向上流動之「獅子山下」精神嗤之以鼻。當香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不平等情況如此慘烈，警民衝突、官民彼此不信任所導致的社會動盪不安，街頭在燃燒之際，特首林鄭月娥遠赴達沃斯跟一大批離地的政要巨賈開開會、喝喝香檳，圍爐取暖之外，能為香港人帶回甚麼大膽破格之新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