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事務】完善治港工作 「政治」與「技術」缺一不可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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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時間,北京治港系統人事發生了重要調整。駱惠寧與夏寶龍,一個曾擔任青海、山西兩個省的省委書記,另一個曾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現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相繼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兩人都是昔日的封疆大吏,屬於中國現行政治體系中典型的政治官僚,由他們來出任主管香港事務的兩大要職,是香港回歸中國二十二年以來未曾有過的重要變化。

應該說,這個重要人事變化有助於增添政治官僚治港色彩,彌補和修正過去多年治港工作的不足。畢竟,像夏寶龍、駱惠寧這樣的政治官僚皆有着數十年的地方工作經驗,是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下國家的主要治理者,由於統管一個省方方面面的事務,相對擅長從宏觀、整體層面思考和處理問題。而香港因為其在整個國家發展大局的特殊性和「一國兩制」的高度政治敏感性,治港工作的良性開展,顯然需要「懂政治」的官僚。可過去多年,不論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還是香港中聯辦主任,均為統戰系統、外交系統或港澳系統出身的技術官僚,使得治港系統有時相對不太擅長從國家發展大局考慮香港問題。如今,北京調整治港系統人事,讓昔日封疆大吏來執掌香港事務,顯然是吸取過去多年的治港經驗教訓,有助於提升港澳系統的工作效能及其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能量。

繼駱惠寧任中聯辦主任後,夏寶龍接替張曉明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這種人事調整就是北京治港轉變的信號。(資料圖片)

然而,強調政治官僚之尽治港工作的重要性,絕不是否認、忽視技術官僚的重要性。比起政治官僚,技術官僚儘管相對不太擅長宏觀視角,思考問題未必那麼深遠全面,但他們專業性非常強,深諳其所負責的具體事務。具體到治港工作,技術官僚往往在香港事務上深耕多年,熟悉和了解每個橫截面的運作,是治港專業人士。任何宏大的政治設想,若想有效落地實施,都需要專業、一流的技術官僚來執行。從這個角度來說,北京治港工作在「政治」和「技術」的兩個維度缺一不可。

對中央來說,「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大政治,事關港澳乃至整個國家發展大局,茲事體大,但在實施過程中的技術層面也很重要,甚至可以說技術層面的成敗直接關係「一國兩制」的成敗。當年香港順利回歸,既離不開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設想,又與中英談判和《基本法》制定等落實回歸過程中技術層面把握得非常好密不可分。但是香港回歸後,「政治」和「技術」都處理得不好,有時候甚至犯了錯誤,才出現了今天這樣複雜嚴峻的治理局面。中央以後的治港工作,就是要「撥亂反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同時把握好「政治」和「技術」兩個維度,實現雙輪驅動。

香港回歸後,「政治」和「技術」都處理得不好,有時候甚至犯錯,才出現了今天的治理局面。中央以後的治港工作,就是要「撥亂反正」。圖為831半周年,示威威者於彌敦道燃燒雜物。(余俊亮攝)

怎麼理解北京治港工作「政治」和「技術」兩個層面的關係?答案顯然同樣是「政治」和「技術」兩個層面缺一不可,相互促進。以當下新冠肺炎疫情為例,一方面正是因為地方官員片面追求政治正確,對專業和科學不尊重,才釀成大問題;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有專業和科學,沒有後來中央政府的強力介入和政治制度的超強動員能力,也不可能將如此嚴重的疫情迅速控制下來。

具體到近年來的治港工作,北京希望發展香港人的國家認同,無疑屬於政治,但如何在「技術」層面,以香港能夠接受的國民教育方式來增進港人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的認知,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認識到香港問題根源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是政治,但如何爭取市民各界支持,通過政策措施來解決這個矛盾需要「技術」;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是政治,但如何以港人接受的方式融入則是極大的「技術」。

隨着駱惠寧、夏寶龍先後調任港澳系統,香港未來治理能否打開局面備受各方關注。(資料圖片/法新社)

北京現在已強化了治港工作的「政治」維度,接下來就應設法讓政治官僚和技術官僚形成良好合作,既在大方向上推動治港工作行穩致遠,又能在技術層面將好的想法落到實處,讓「政治」和「技術」融會貫通,給治港工作帶來積極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