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結果剛出爐，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就對新議員提出兩大層面的期許：一則關乎個人議政質素，以八個「更」字帶出八項綜合指標；二則關乎政治制度倫理，要求議員「自覺維護行政主導體制，正確處理行政立法關係」。這是對香港邁向「高質量民主」的持續糾偏，也為新一屆立法會帶來一些必答題。

港澳辦發言人就立法會選舉結果發表談話時指出，「他們在此時此際當選，肩負重任、承載厚望，需更加堅定愛國愛港立場、更加熱誠為港為民服務；更加勤勉努力工作、更加善於履職盡責；更加精研專業、更具創新創造活力；更加清正廉潔、更有良好操守形象」。這八個「更」字帶出對於新立法會議員的能力要求，可見「政治可靠」只是最基本底線，他們還必須具備更高標準的盡職表現、專業問政和道德操守，方能對複雜議案進行深入分析和科學論證、助行政官僚突破既有思維定勢、為體制運行提供強大道德支撐。

發言人又希望並相信，他們一定能夠「自覺維護行政主導體制，正確處理行政立法關係，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深入把握民情民意、充分匯聚民心民智，共同推動深入改革」等等。這是自2020年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對所謂「三權分立」之說進行全面糾正、確立「行政與立法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且重在配合」的論述之後，發言人再一次從制度層面為行政立法如何良性互動劃定界線，更明確要求立法機關在權力行使中體現出對行政機關處於核心地位的尊重與支持，徹底扭轉「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慣性。

這兩大層面的期許，進一步形塑了香港的政治生態，是對香港邁向「高質量民主」的持續糾偏；與此同時，也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帶來一些不但無法迴避而且必須答好的思考題。

建制政黨如何轉型成為「治理聯盟」？

早在今年10月，換屆選舉提名期啟動前夕，鑑於多名資深建制黨派議員宣布放棄連任，不少分析指向新一屆議會可能「去政黨化」。不過，從選舉結果來看，90個議席當中，民建聯、經民聯、工聯會、自由黨及新民黨這五大傳統建制政黨，合共取得42個議席，儘管較2021年換屆選舉時所取得的47個議席有所減少，但仍在議會佔據絕對優勢。

尤其是民建聯，在總體票源競爭激烈而且得票大幅下跌的情況下，仍能憑藉地區動員實力增加一個議席，再次證明傳統樁腳組織的強大韌性。同時，經民聯和自由黨，亦在功能界別穩佔各自山頭。不過，這種「優勢」背後隱藏着巨大的結構性矛盾：香港政黨政治向來非驢非馬，政黨成員普遍缺乏清晰黨性、價值取向和執政意識；而在行政主導體制和愛國者治港原則相結合之下，政黨政治發展面臨功能重構和生存挑戰。

不少人開始問：如果政黨無法突破現有基本盤，如何具體更加廣泛的民意代表性？如果政黨只是被動支持行政機構，那麼政黨還有什麼存在意義？破題的關鍵，在於政黨必須從過去的「權力爭奪」，轉型為「治理聯盟」。所謂「治理聯盟」，不是西式內閣，而是主動把民眾的支持，轉化成為行政長官施政提供政策輸入和人才輸送等政治核心力量。政黨的競爭，也必須從爭奪地區票源，升級為爭奪政策優越和人才質量。如果政黨不能為特區治理改革提供替代方案，那麼長期而言，他們的治理意義終將會被獨立技術精英取代。

獨立精英如何平衡「個體」和「集體」？

在政黨政治持續轉型的過程中，沒有政黨背景的獨立技術精英也不斷崛起。他們的存在，體現了「五光十色」，可以為議會工作貢獻更多元、更專業、更獨立的智慧。不過，他們也缺乏組織去統一思想方針路線，政策取態也更依賴個人或特定界別的利益判斷，這樣難免導致特區政府在推動跨界別重大改革時，難以確保穩定而可預期的議會支持。因此，如何在「個體優勢」和「集體力量」之間取得平衡，甚至樹立全新典範？是他們的考題。

有兩名無黨籍「新丁」的當選備受社會關注。其一是地區直選「票后」方國珊，她在新界東南一帶深耕多年，以「揼石仔」精神證明紮實的基層服務是永恆的政治資本，某程度上也是香港人「永不放棄」的自我認同形象的投射。其二是奧運金牌得主江旻憓，從跨界參選到競選論壇都引發不少爭議，但最終仍然高票當選旅遊界議員。這兩個民意基礎截然不同的新議員，都匯聚了大量的公眾目光，這也意味她們將會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她們的議政表現，將會成為獨立精英如何融入治理體系的全新指標；反過來說，這也要求他們必須付出更大努力、展現更強實力，更加符合中央對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的八大期許。

專業界別如何解開選民「政治心結」？

除了上述兩點，另一需要解決的難題是：如何進一步團結教育、會計、醫療衞生、社會福利這四大專業界別的精英選民。他們有較為明顯的政治立場，而且傾向與意識形態掛鉤，所以自從選舉改制之後，他們也出現了更加強烈的抵制情緒。不過，綜觀今次選舉結果，這四個界別的投票率分別達到35.78%、34.90%、35.29%和46.02%，相較2021年時的29.02%、30.45%、29.56%和19.41%，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福界的表現尤其亮眼。

消息顯示，2019年修例風波過後，有關方面極度重視社福界的發展，認為該界別在解決民生問題、推動香港由治及興上能夠發揮重要作用，過去數年為此投入不少心力。從結果來看，這一方面說明有關工作漸漸取得不俗成效，而這些專業界別的選民正在漸趨理性和冷靜，開始認識到參與選舉對於社會的正向價值。但另一方面，這些界別的廢票率並不低，某程度上也反映，一些選民內心的糾結、不滿或不信任感，仍然存在。

這些選民都是香港社會的中堅力量——教育界有74,987人、會計界有23,955人、醫療衞生界有49,740人、社會福利界有11,479人，他們的「心結」一天不解開，社會的撕裂和內耗就沒有真正消除。如果新議員們無法有效代表和整合這些專業界別的訴求，並將其轉化為對政府施政的建設性壓力，那麼新議會的代表性、包容性與多元性，將無法得到社會的真正認可，「由治及興」也將缺乏最廣泛的社會基礎。當選議員和特區政府如何放下政治標籤，以實質的治理績效和改革成果，贏得這些專業精英的積極合作？這也是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