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12月16日）在北京聽取行政長官李家超述職時，明確要求特區政府必須「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並將其與「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紮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等四大國家戰略任務並列相連 。這份要求，遠超以往中央對港府施政「全力支持」的客氣和鼓勵，而是一道清晰、嚴肅、剛性的憲制指令——既反映中央對李家超帶領特區穩妥改革的信任，也表明中央深刻認識香港治理的困境——絕非偶發的行政失誤，而是源自體制中的系統性弊端和結構性失衡，必須從根本上健全制度。

習主席以「勇於擔當、積極進取」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相信市民對此不會陌生。不過，有別於以往述職時，中央都會藉着表達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全力支持」，客客氣氣地給予鼓勵、提出期許，今年習主席一改作風，直接而明確地指令「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這是中央首次公開要求特區政府「完善行政主導」，也一針見血地觸及香港的治理癥結。《香港基本法》所設計的政治體制，是一種以「行政長官」為香港特區首長和特區政府首長（即雙首長）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所以賦予行政長官超然地位，冀能打造強勢的實權首長，從而保障特區的治理效能。然而，回歸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基於制度的先天缺陷，未有明晰行政長官的領導責任，加上後天的政治紛爭，三權關係一度錯置，議會力量甚至佔了上風，而「行政主導」顯得有名無實，反而任由「資本利益」主導一切。

2019年「修例風波」過後，香港再次牽起「三權分立」之爭。2020年9月，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正式對此進行全面糾正，確立「行政長官在政權架構及其運行中處於主導和核心位置」，「在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既相關制約又相互配合，且重在配合，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等論述。五年過去，「二元對立」的政治局面已不復見，而行政主導的實踐，則明顯越來越強化——這必須歸功於中央治港體系的用心和行政長官李家超的努力。不過，隨着香港開始邁步穩妥改革、嘗試破除藩籬，體制中的系統性弊端和結構性失衡，也持續在不同的經濟民生問題當中顯現。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和「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要求，講了又講；「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的職責，說了又說。如今習主席明令「完善行政主導」，實則是進一步要求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革除積弊，而其中一個必要的方向，正是透過健全制度，徹底清除整個官僚體系當中一些懶政怠政、為官不為的作風，把以公務員為主體力量的行政系統塑造成真正擔責的當家人。

問題來了，如何健全制度？《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早已提出，制定一部專門規範行政長官權力、責任和運作機制的《行政長官法》，是實現體制完善的關鍵法律突破口。這項立法是將《基本法》設計的行政主導體制，從抽象的憲制原則，轉化為具體、現代、可操作的行政法律，為行政長官的施政提供無可推搪的法理依據。

《行政長官法》必須將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憲制責任，轉化為具體的法律義務和問責程序。通過法律形式，系統闡釋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當家人」的職責，能夠糾正社會對權力結構的錯誤定義，為行政長官在推動改革時提供堅實的法律權威。同時，為克服香港行政長官在行政立法權能上的限制，該法案應賦予行政長官在行政領域主動制定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規」的權力 ，使行政長官能夠在不牴觸《基本法》和法律的前提下，主動彌補法律空白，針對深層次矛盾果敢決策。另外，該法必須把對公職人員的問責制度，提升為具備法律效力的規範，明確界定失職、瀆職和行政不作為的法律後果，賦予行政長官對怠政、懶政官員進行實質紀律處分和任免的權力，重塑香港的問責文化。

中央要求特區政府「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是為香港長遠發展所確定的憲制前提。只有在清晰而堅固的法律框架下，行政長官才能真正成為強勢的實權首長，從而更有效地帶領特區政府和治港群體持續改革，以行政主導的制度優勢，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紮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