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認識國安 恐懼不必蔓延

撰文:湯文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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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6日),有報章報指不少中小學校因應《港區國安法》而「自我審查」校內圖書館的藏書,被下架的書籍尤其以中國政治文化、社會運動以至歷史書藉為主,社會學家金耀基的《中國政治與文化》亦被部份學校下架。有教師受訪時指稱這是由於政府並沒有提供具體審書準則,校方未能分辦書藉是否符合「《港區國安法》的紅線」,因而逕自「自我審查」。

國安法對一些教師而言仍然是新事物,他們可能想迴避政治爭議,擔心一些書籍可能被指控為引起對政府的仇恨等而觸犯國安法。然而,若把勵志書籍都歸納為有風險的刊物,例如突破出版社的「火柴人系列」只是鼓勵年輕人「與其咒詛黑暗.不如燃燒自己」卻被下架處理,甚至有兒童圖書因為提及「活着要自主才有意思」便被憂慮字詞與政治口號相近而過不了內部審查,這種處理方式亦未免過於不假思索。

中文大學前校長、社會學家金耀基的《中國政治與文化》同樣被部份學校下架、註銷。

「紅線處處」還是「人云亦云」?

如果我們都同意社會不應該陷入「自我審查」的風氣,並批評政府散播恐懼,我們便亦應避免成為恐懼蔓延的「幫兇」。面對所謂恐懼「紅線處處」的社會氣氛,我們更應該認真認識國安法以及其標準,從而才判斷相關書籍是否有違法之嫌。更何況書籍若然在政府轄下的公共圖書館可借閱,我們亦可合理推斷該書籍應沒有違法問題。

中小學或許將責任都歸究於政府的姿態模稜兩可,因而才要以「有殺錯、無放過」的方式下架書籍。對於教育局去年2月向學校發放《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的指引,指出學校應確保「校園範圍內(包括建築物、課室、壁報板等)展示的字句或物件,當中包括校園內的書本(包括圖書館藏書)、刊物和單張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教育界一些人士批評指引未有進一步釐清怎樣的書籍、刊物屬「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不過,各中小學對圖書館的藏書進行審查歸根究底都是因為政府擺出一幅模稜兩可的姿態,因而令社會感覺紅線處處,最終選擇避開所有具爭議的書目。(歐嘉樂攝)

讓社會認識國家安全的契機

面對這種情況,局方只重申已有指引的話,顯然不足以令學界懂得如何處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周一(6月6日)表示「如果真的遇到問題需要教育局提供支援,他們當然可以向我們提出」。誠然,學校應該主動地要求局方釐清哪些書籍不適宜出現在學校之內,而不是自我審查地把凡有風險的書籍都下架處理。但反過來說,局方更可以主動地提供更多指引給校方、教師。

一些書籍本來有助客觀、中立討論社會進程和歷史發展,若然被排斥於學校圖書館之外,其實會是學校的損失。而且檢視書籍的過程本身亦是思考和認識何謂犯法和國家安全的機會,尤其值得當局把握,讓學校和社會都能更中肯、正面地認識國家安全,而非被一再污名化。

其實社會從來都沒有必要假定某些作者的著作或者題材必然地屬於違法,正如我們亦毫無理由需要認定燭光集會悼念1989年一場由知識份子、高校學生、普羅大眾希望國家改進的「愛國民主運動」會違反國家安全法律。(李澤彤攝)

國安「紅線」無疑是不少市民所關注的議題,日前六四事件33周年,特首林鄭月娥及候任特首李家超亦被問及悼念六四事件的「紅線」在哪裏。正如我們不應該認定燭光集會悼念六四這場愛國民主運動會違反國安法,我們亦沒有必要假定某些題材或某些作者的著作必然地違法。去除憂慮的最好方法便是把問題說清楚,而政府就更不能被動、消極應對。

新政府矢言希望社會能「同為香港開新篇」,而社會既然糾結於自由和權利的界線應該如何拿捏,各個界別應如何自處,那麼新政府便應更積極地闡明國家安全的界限,讓社會真正能夠同開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