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陳曉鋒

近日，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佈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顯示，香港以全球第四位的成績創歷史新高，超越新加坡成為亞洲第一。這一躍升不僅印證了香港在人才戰略上的階段性成果，更凸顯了其作為國際人才樞紐的獨特優勢。在「高才通」等政策推動人才快速集聚的背景下，如何在保持吸引力的同時實現人才與城市的深度融合，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關鍵命題。

香港人才政策的優勢：多維發力構建全球競爭力

香港人才政策的成功，首先源於其「供需匹配」，尤其是從「搶人才」到「留人才」的閉環設計的精准定位。特區政府通過「高才通」、「優才、專才」等專項政策，聚焦金融、科技、醫療等核心領域，針對性吸引全球頂尖人才。資料顯示，截至上月底，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共收到逾52萬宗申請，其中超過35萬宗獲批，同期經各項人才入境計劃抵港的人才超過23萬人，這一效率遠超傳統移民體系。更值得關注的是，政策設計兼顧「輸入」與「留存」：一方面，通過簡化審批流程、放寬簽證限制降低人才准入門檻；另一方面，通過稅務優惠、住房補貼、子女教育等配套措施構建留才生態體系。

事實上，香港排名躍升的核心動力，在於其作為全球自由港的制度優勢。低稅率、資金自由流動、知識產權保護、Web3.0產業等新質生產力發展等要素，為人才提供了穩定的職業預期。與此同時，香港的法治體系與國際接軌，司法獨立、程序透明等特點，增強了高端人才對長期發展的信心。正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所言，人才外流影響日減，本質上是市場對香港營商環境「確定性」的認可。這種確定性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更體現在社會治理的穩定性上——對比部分國家因政治波動導致的人才流失，香港的法治傳統成為其獨特的競爭力。

此次排名中，香港「就緒度」指標高居全球第三，科學學科畢業生比例達43%（全球第一），這背後是政府對教育科研的持續投入。特區政府通過「研究資助局」「創新科技基金」等機制，推動高校與產業界合作，培養符合市場需求的應用型人才。例如，香港科技大學與金融科技企業的聯合實驗室，直接為行業輸送了大量兼具技術能力與商業視野的複合型人才。這種「產學研」一體化模式，不僅提升了本地人才的競爭力，也增強了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

高才通政策下的挑戰：從「量變」到「質變」的瓶頸

我們也應該清醒看到，儘管「高才通」等政策快速提升了人才數量，但結構性矛盾逐漸顯現。當前，金融、法律等傳統優勢領域的人才占比過高，而人工智能、生物醫藥、Web3.0等新興產業的人才供給仍存在缺口。此外，部分外來人才因語言、文化差異難以融入本地職場，導致「人才閒置」現象。例如，某些科技企業反映，部分高才雖具備技術能力，但缺乏對香港產業生態的理解，影響了創新效率。如何通過職業培訓、跨文化交流等機制提升人才適配度，成為政策優化的重點。

從數據上看，新加坡此次排名下跌的主因是生活成本，而香港同樣面臨這一挑戰。根據國際諮詢公司資料，香港房價收入比位居全球前列，租金成本對中低收入人才形成顯著壓力。若長期無法解決住房、教育等民生痛點，人才可能因生活壓力轉向其他亞洲城市。例如，部分金融高才在比較新加坡與香港的稅務政策後，選擇「用腳投票」，反映出成本敏感型人才的流動性風險。

此次排名中，阿聯酋躍升至第9位，成為前十名中升幅最大的經濟體，其通過「黃金簽證」吸引全球富豪與專業人才的策略，對香港構成直接競爭。與此同時，新加坡雖排名下跌，但仍在「就緒度」指標上保持強勁，其「全球校園計劃」等政策持續培養本土人才。香港若僅依賴現有優勢，可能面臨「前有狼、後有虎」的夾擊。如何在區域競爭中構建差異化優勢，例如深化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流動、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合作，成為破局關鍵。

未來路徑：從「人才樞紐」到「創新生態」的升級

香港人才政策的下一步，需從「規模擴張」轉向「品質提升」，構建「引才-留才-育才」的全鏈條生態。具體而言：第一，需要優化人才結構。針對新興產業需求，設立專項引進計劃，同時加強本地職業教育與外來人才的技能對接。第二，降低生活成本。擴大「保障性」住房供給，探索「人才共有產權房」模式，緩解青年人才居住壓力。第三，強化區域協同。推動大灣區內資格互認、職業互通等，構建「一小時人才圈」，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第四，深化法治保障。保障外來人才平等權益，同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激發創新活力。

香港人才排名的躍升，是特區政府政策精准性與城市制度優勢的集中體現。然而，全球人才競爭已進入「生態戰」階段，單靠政策紅利難以持久。唯有通過結構性改革，將人才優勢轉化為創新動能，香港方能在全球變局中真正實現從「人才樞紐」到「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跨越。這一過程，既需要政府的遠見與執行力，更依賴社會各界的包容與協作。

作者陳曉鋒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博士。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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