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邨鄧氏母子一案，令人唏噓不已，也折射出現行制度僵化。對公務員來說，緊跟制度，忠實執行政策，不容許例外，甚至少做少錯，都是當官升官的圭臬。然而，問責制的設立，就是要有政治領導；否則，何必要設立局長一職？改由特首及司長領導一眾常任秘書長，由這批熟悉官場文化、程序和人脈的高級政務官去執行便可以了。

問責局長的設立，就是要有政治人拿出政治勇氣，敢負政治責任。政治責任的另一面就是做政治決定，審時度勢，靈活運用政策。香港是個崇尚專業的社會，以至政壇裏專業人士出身的都佔優勢。然而由於歴史原因，港英殖民年代刻意壓抑香港的政治人才培訓，令港人忽略了政治也是一個專業。政治觸覺、政治勇氣、政治決定是出任問責局長的最基本要求。

做政治決定是很困難的，因為通常無先例，很多時又涉及法外施恩，容許彈性。這便很容易招來批評，甚至被高級政務官指為「禮崩樂壞」。前特首梁振英就是很有政治觸覺和敢做政治決定的人才，他在2012年當選後，還未履新便公開宣佈「他的政府將不能保證2013年出生於香港的『雙非嬰兒』可以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幾乎是立時解決了港人「連生仔都冇床位」的窘境。梁先生當年這樣宣佈，有沒有爭議？當然有。但他盱衡全局，毅然決然做決定。再往前看一點，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引入問責制，毅然打破行政權全操在由港英年代過渡來的高級政務官手中的困局；這也是敢做政治決定的範例。當然，在一眾高級公務員眼中，上述兩個決定都是有違既定政策的，都是「禮崩樂壞」的。

回說今次天恩邨鄧氏母子因不堪「強制遷出」的困擾而在今年4月和7月相繼跳樓的悲劇。兩條寶貴的人命，難道還不足夠對問責官員和一眾政務官敲嚮警鐘？由問責局長以降，應撫心自問：當官的目的是為求「跑數」？抑或為了服務市民？

特區政府打擊濫用公屋，要求富戶遷出，無可厚非。香港也曾出現過由屋邨仔，白手興家，成為上市公司主席，但仍然讓母親住在原先公屋的惡劣例子。對這位上市公司主席來說，自己成長的公屋單位是「風水屋」，當然不願遷出；但這便是明顯鑽制度空子，霸佔寶貴公屋資源。2020年前，我們也有貴為立法會議員，年薪百萬的人士，長期住在公屋的鬧劇。打擊濫用公屋的對象，應是針對這些人士。然而據《香港01》的評論，「在2024/25年度（截至12月底）已收回超過2300個單位，其中約630戶涉及長者。這些數字背後隱藏著多少基層租戶的血與淚？」

今次天恩邨慘劇後，房屋局由局長以降等一眾問責官員，是否應檢視一下現行政策出現了「有殺錯，冇放過」的紕漏？是否真的如局長所言「情理兼備」？兩條寶貴人命，又如何說得上「情理兼備」？

令人惋惜的是當涉事的天恩邨母親在4月20日跳樓後，難道相關官員真的不感冒？前線的屋邨經理有沒有向局方上報？這可是條寶貴的人命，而這位長者是輕生的，不是因為意外；為何前線公務員繼續僵硬執行「強制遷出」的政策？局長、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又為何一點都不察覺？為何沒有指示前線公務員把相關資料上呈，讓局長有資訊來作出政治決定？倘若當時敢做政治決定，是否可以避免7月時兒子接着跳樓的悲劇？

更核心的問題是：收回被濫用的公屋只是治標，不是治本。治本之道是提速提效興建公屋。公屋是令基層市民「有瓦遮頭」，是「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德政。向弱者開刀，縱使收回2,300間公屋，對長長的公屋輪候隊伍來說，還是杯水車薪。說到底，特區政府究竟是「服務型」政府，抑或是「跑數型」政府？正本清源，加快建設公屋是前者。滿足於「收回相當一整條公共屋村的被濫用公屋」是後者。

作者馮煒光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文章標題由編輯重擬，原題為「天恩邨鄧氏母子悲劇的警示」。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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