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是香港最寶貴的社會資源，打擊濫用、確保公平善用，是社會的普遍共識。這幾句話政府官員念茲在茲，對於打擊濫用、收回的單位數目引以為傲，好像收回的單位愈多，政績愈好。但「收回單位」其實是「強制遷出」的同義詞，多少弱勢家庭在制度邊緣掙扎，繼而被推向更深的絕望？

天恩邨鄧氏母子一案，令人憂慮現行制度僵化，上訴委員會沒有正視精神病患者的需要和處境。但收到一紙「遷出通知書」，又豈止他們一家？政府自詡打擊濫用成效顯著，在2024/25年度（截至12月底）已收回超過2300個單位，其中約630戶涉及長者。這些數字背後隱藏著多少基層租戶的血與淚？

一紙「遷出通知書」宣判絕望

一紙「遷出通知書」對於政府官員而言是政績又再加一，對於基層租戶卻可能是人生的絕望宣判。他們被定義為「濫用」公屋，但可能只是在貧窮線上掙扎的基層，可能是一名司機因銀行利息或微薄的加班費，月入剛好超過了入息上限幾百元。這幾百元不足以讓他們在私人市場立足，卻隨時令他們失去棲身之所。

他們可能已經是一介長者，在外置業的子女因種種原因未有告知家中兩老，甚至在申報表上自行簽字。最終被房署「起底」，不知情的父母無奈要承擔被趕走的後果，徬徨無助。他們可能只是學識不多、不諳繁瑣程序的普通市民，將積蓄放在定期存款，卻不清楚利息也需計算在內。他們也可能是繼承了微不足道的業權，卻因此被裁定擁有資產，甚至是瞞報資產。

這些人在「打擊濫用公屋」的旗幟下都被貼上了「濫用者」的標籤，隨時因為一刀切、鐵面無私的執行程序而接獲「遷出通知書」。

「情有可原」早已警報

更諷刺的是，早在2月3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多名議員已經擔心政府加強打擊濫用公屋，可能會演變成「有殺錯，無放過」。當時議員引用求助個案，稱有市民因程序不清而被指控，形容整個過程令他「擔驚受怕」；有議員形容很多個案「真的情有可原」，是「人間慘劇」，特別是一些被子女連累的「可憐的老人家」，希望上訴委員會能酌情處理；他們提到「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希望當局在執法時能有多點「人情味」。

但「人情味」是什麼？2022年上訴個案是1054宗，2023年是1378宗，2024年是1846宗。每年申請上訴的租戶都比前一年增加三成，多少人接獲「遷出通知書」，可想而知。而且近年租戶上訴成功率極低，2024年僅為14%，而上訴失敗的比率則攀升至65%。於是即使精神病患者，即使青山醫院去信建議保留住屋，三名上訴委員依然決定要租戶遷出。試問精神病人的困境，基層租戶的苦痛，他們能明白多少？

公營房屋的原意是讓市民安居樂業，即使經濟能力較差，也可以活得舒適、有尊嚴。然而，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持續在5年以上，面對輪候冊上數十萬宗申請的巨大壓力，向現有的公屋租戶開刀，就成為了最便捷、最能在短期內看見「成效」的道路，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打擊濫用」運動就此展開。

以嚴苛條件卸供應不足之責

公屋申請資格的門檻本來就非常嚴苛，單人月入不可以超過1.3萬元，二人家庭不可以超過2萬元，四人家庭的資產淨值限額是60萬元。如此收入根本不足以租住私人房屋，遑論支付首期並且供樓，於是無數基層只得計算自己的每一分收入和資產，好像他們的生存資格就量化到那幾百元的些微差距之上。一旦超額，當局審查得嚴，驅逐得狠，他們失去的隨時不只是一個單位，更是生活下去的能力。

政府將長年以來建屋不足的歷史欠帳，巧妙地轉化為租戶「濫用資源」的道德問題。公眾的視線被引導至那些所謂的「害群之馬」身上，而忽略了問題的本質——基層市民承受了雙重加害。他們首先被高昂的樓價和租金剝奪了在私人市場安居的權利，然後在公屋這個避風港中，又被一套「鬥窮」的規則，以「不再夠窮」為由，再次驅逐出去。

為什麼天恩邨收到「遷出通知書」的租戶，獲安排申請中轉屋？這不表示他們有實實在在的住屋需要，很可能無法在私人市場自行租屋嗎？雷厲風行地剝奪他們住在公屋的權利，不會將他們推向另一個深淵之中嗎？

揭發了的個案是個別例子，抑或在各個屋邨的角落還有更多未被報道的故事？多少家庭在收到遷出通知書後，默默地搬進了租金更貴、環境更差的劏房？有多少長者因此耗盡畢生積蓄，晚景淒涼？有多少人因為對未來的絕望，而承受著難以言喻的精神折磨？如果我們還不勇敢面對供應不足的根源問題，繼續將責任推卸給最無助的基層市民，這個香港還是我們所認識的香港嗎？在國際上排名再高又有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