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在施政報告前夕宣佈，現階段不宜繼續推進「明日大嶼」計畫的法定環評程式，且未為專案制訂推展時間表。這一決定，宛如在喧囂的都市規劃爭論中投下了一顆冷靜彈，其意義遠不止於單個項目的「煞停」，更標誌著香港城市發展哲學的一次深刻反思與必要校正。在商業樓宇價格斷崖式下跌、發展商資金鏈緊繃、庫房空虛、公共財政危機隱現的背景下，此舉無疑是一次痛定思痛的理性抉擇。它使香港社會不得不重新審視一個根本性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座全球城市應如何平衡發展雄心與現實約束、政府主導與市場活力、短期需求與長遠可持續性？


「明日大嶼」願景的宏大與其所遭遇的現實困境，構成了香港發展史上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轉捩點。該計畫自誕生之初便承載著解決香港土地及住房長期痼疾的厚望，其規模之巨、耗資之巨，堪稱香港史上最龐大的基建計畫之一。然而，宏大的願景必須紮根於現實的土壤。當前香港商業地產市場正經歷結構性調整。中美貿易摩擦、以及內地經濟增速放緩等多重因素疊加，導致寫字樓空置率攀升，租金價格從高位回落。這種「斷崖式下跌」並非週期性波動，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香港作為傳統商業樞紐所面臨的深層挑戰，在此背景下，若仍按原計劃大規模推出新的商業地塊，非但無法吸引預期投資，反而可能加劇市場供需失衡，導致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行，最終拖累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加劇財政壓力。

香港的公共財政狀況更為這一決策的緊迫性提供了注腳。歷經多年大規模社會支出與疫情時期的紓困措施，財政儲備已較歷史高位有所回落。同時，香港人口結構老齡化持續加劇，社會福利及醫療開支面臨長期上升壓力。面對如此財政前景，任何超大型基建決策都必須經受更為嚴苛的成本效益拷問。「明日大嶼」所需的填海及基礎建設投入動輒數千億港元，其融資方案無論是以政府直接出資、發債還是公私合營（PPP）模式進行，均會對特區政府的中長期財政穩健構成重大考驗。在收益前景不確定而成本極其確定的當下，暫停這一項目無異於為香港公共財政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緩衝空間，避免了在錯誤時間點陷入可能難以挽回的債務泥潭。

在此戰略反思的十字路口，新加坡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參照系。同為城市國家與亞洲金融中心，新加坡在土地資源極度稀缺的條件下，其填海造地策略卻呈現出迥異於「明日大嶼」宏大敘事的特點：分階段、小步快走、緊密貼合實際需求、並高度注重與整體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協調。新加坡的填海工程從不追求一步到位的規模效應，而是採取模塊化、反覆運算式的開發模式。從濱海灣到裕廊島，每一個填海項目都與特定階段的產業升級、住房需求或基礎設施提升目標直接掛鉤，並留有根據未來情況變化進行調整的充足餘地。這種策略不僅有效分散了財務風險，更保證了新開發土地能夠及時被市場需求所吸收，避免了資源閒置與浪費。

香港未來城市發展路徑的再構想，必須建立在此次「明日大嶼」暫停所帶來的反思基礎之上，轉向一種更具韌性、更可持續、也更契合香港獨特城市肌理的發展範式。香港應積極探索「避免需求」的規劃策略。這意味著城市發展不應被動地滿足所有預測的土地需求，而應主動通過政策引導，塑造更集約、更高效的空間利用模式。

未來任何大型發展項目都必須嵌入強大的氣候適應與生態修復維度。面對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事件頻發等氣候挑戰，位於沿海地區的香港必須重新審視大規模填海的環境風險。新的發展思維應摒棄「征服自然」的舊範式，轉向與自然共生的藍綠基礎設施網路建設。這包括保護與恢復天然海岸線、利用濕地公園進行洪水調蓄、將城市設計與通風廊道、城市降溫相結合等。生態價值不應被視為發展的代價，而應作為提升城市韌性、居民福祉和長期資產價值的核心要素。

最為關鍵的，是建立一種更加開放、包容和動態的城市治理模式。土地與發展政策關乎所有市民的切身利益，其制定過程必須突破傳統的官僚與技術決策黑箱，納入更多元的利益相關方參與——包括社區組織、專業團體、學術界以及普通市民。通過審議規劃流程、公民陪審團、數位參與平臺等創新機制，將公眾諮詢從「事後告知」轉變為「事前共謀」。這不僅能提升政策的社會接受度，更能匯聚民間智慧，識別潛在風險，共同塑造真正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空間未來。

暫停「明日大嶼」非但不是規劃的失敗，反而可能是香港邁向更智慧、更精細化城市治理範式的重要契機。它提醒我們，一座偉大城市的塑造，從來依靠的不是孤注一擲的豪賭，而是基於現實洞察的持續調整、基於開放對話的社會共識、以及基於對未來負責的審慎勇氣。這或許正是「明日大嶼」按下暫停鍵後，所給予香港最寶貴的禮物。

作者楊莉珊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來函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來稿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