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鹿崇崗

2023年疫情後，香港資本市場展現了驚人的韌性与活力。根據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布的數據，2025年首八個月，香港新股集資（IPO）總額已接近1,500億港元，使香港重登全球IPO集資額榜首。這一數據不僅反映了市場信心的快速恢復，更凸顯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強大吸引力。

金融市場復甦強勁

港股市場的活躍度在2025年達到新高，每日平均成交額超過2,500億港元，恆生指數累計上升超過30%。這一波金融市場的繁榮，主要得益於兩大因素：科技企業的集中上市和國際資金的持續流入。港交所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共錄得53宗新股上市，集資總額約1,270億港元，按年升幅超過六倍，甚至超越了過去三年中每一年的全年集資總額。

生物科技和特專科技公司成為這波上市熱潮的主力軍。香港交易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緯指出，透過《上市規則》第18A章及18C章上市的生物科技和特專科技公司數量持續增加，形成了與內地科創板互補的融資生態。恒生生物科技指數在2025年上半年漲幅近90%，彰顯創新藥物與高端醫療技術已成為資本市場的新焦點。

同時，「A+H」股上市模式也成為推動市場的重要力量。2025年前七個月，共有七宗「A+H」股上市，合共籌得約770億港元。這一趨勢顯示香港不僅具備支持大型企業上市的廣度與深度，更是內地與國際資本市場間的關鍵橋樑。

傳統行業持續下滑

與金融業的繁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香港的傳統行業包括零售業、餐飲服務業和建造業卻持續面臨困境。這些勞動力密集、科技含量較少的行業，在疫情後並未隨着社會復常而強勁反彈，反而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

儘管缺乏2023年後的具體統計數據，但從市場表現和行業動態可以觀察到，傳統行業面臨着結構性調整的壓力。這些行業的共同特點是勞動密集度高、生產率增長緩慢，且難以從科技創新中獲益。在金融業薪酬水平持續上升的背景下，傳統行業卻因成本壓力和市場萎縮而難以提高工資水平，導致人才流失和勞動力市場進一步失衡。

勞動力市場數據顯示，香港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在傳統行業中有所上升。這種就業市場的二元分化現象，正是香港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具體表現。建築工人和中式酒樓侍應生等基層勞動者，由於技能不匹配，難以融入金融業的繁榮，成為經濟復甦中的「被遺忘群體」。

劉易斯拐點面臨挑戰

經典劉易斯理論由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於1954年提出，它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該模型將經濟分為兩個部門：一是傳統的、勞動力過剩的維持生計部門（農業），二是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工業）。在傳統部門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接近零，存在無限勞動力供給；而現代部門則能以維持生存的工資水平獲得無限勞動力供應。

在經典模型中，當現代部門不斷擴大，吸收完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後，經濟便會到達「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此時勞動力由過剩轉為短缺，工資水平開始實質性上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歷程都驗證了這一理論。

然而，將經典劉易斯理論應用於當代香港，我們需要進行重要的理論修正。在香港的語境下，現代資本主義部門主要為金融及高端服務業，而傳統生計部門則由零售、餐飲和建造業等組成。問題在於，香港兩個部門間的技能鴻溝遠大於經典模型中農業與工業間的差距。一個建築工人或餐廳侍應生，幾乎無法通過簡單的職業轉換成為金融分析師或基金經理。

勞動力轉移需多路徑

這種「高端二元經濟結構」使得勞動力從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的轉移異常困難。香港的劉易斯拐點挑戰不再是「勞動力是否無限供給」，而是「勞動力能否實現成功的技能升級」。

在香港巨大的技能鴻溝下，勞動力從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的轉移需要通過多條間接路徑實現，而非經典理論中的直接轉移。

教育躍遷是最直接但也是最艱難的路徑。基層勞動者通過獲得優質高等教育，掌握金融業所需技能，實現代際的階層跨越。然而，香港高昂的教育成本和激烈的競爭環境，使得這條路徑對大多數在職勞動者而言可行性有限。

更為現實的是通過「中介橋樑行業」進行間接轉移。勞動力並非直接跳入金融業，而是先轉移到一些技能要求介於兩者之間的行業。保險銷售、高端零售業銷售顧問、技術性建造業崗位（如建築信息模型工程師）等，這些職位對硬性學歷要求相對較低，但收入潛力和發展空間高於傳統生計部門。這些橋樑行業能幫助勞動者逐步積累新技能，為進一步向上流動創造條件。

政府主導有助彌合鴻溝

另一條路徑是通過傳統部門自身的升級來創造更高價值的崗位。當餐飲業引入數字化管理和新零售概念，當建造業廣泛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MiC）和BIM技術時，行業內部也會產生需要新技能的崗位，從而提升整體薪酬水平。

政府主導的技能再培訓在彌合技能鴻溝中扮演着關鍵角色。有效的培訓計劃不應是普通的廚藝或砌磚培訓，而應聚焦於「橋樑技能」——如數字素養、銷售技巧、特定設備操作與維護等，幫助勞動者獲得在現代經濟中更具轉移性的技能。

香港金融業的繁榮若無法惠及基層，將導致嚴重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均問題。這一趨勢印證了經濟學家湯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發現：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的回報率（r）通常高於經濟增長率（g），即r > g，這導致財富越來越集中在資本所有者手中。

在香港的情境下，金融業的繁榮主要惠及資本所有者和高技能勞動者，而傳統行業的勞動者則難以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這種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會隨着時間推移而加劇，因為金融資產的積累速度遠高於工資增長。

以實現包容性增長為目標

貧富懸殊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收入差距的擴大可能導致社會凝聚力下降、公共服務壓力增加，甚至引發社會衝突。對於香港這樣的高度城市化經濟體，包容性增長不僅是道德選擇，更是維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必要條件。

香港經濟正面臨着結構性轉型的嚴峻挑戰。金融業的繁榮與傳統行業的下滑並存，形成了獨特的「高端二元經濟」現象。經典的劉易斯理論雖然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但必須根據香港的特殊情況進行修正，重點關注技能鴻溝對勞動力轉移的阻礙。

要解決這一難題，需要多管齊下的綜合策略：強化職業教育與技能再培訓，培育和擴大「橋樑行業」，推動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以及設計更普惠的社會政策。這些措施不僅有助於促進勞動力的順利轉移，也能確保經濟增長的果實更公平地分配，從而實現包容性增長的目標。

香港的案例對全球許多發達經濟體也具有重要啟示。在科技快速變革和全球化深化的時代，如何避免經濟的結構性分化，如何實現包容性增長，已成為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香港的經驗表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必須與社會政策同步推進，才能建設一個更具韌性和包容性的經濟體系。

作者鹿崇崗是工會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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