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劉健宇

2025年11月初，東協峰會及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馬來西亞召開後，筆者參加了大馬考察團，並到檳州及吉隆坡進行官式拜訪。筆者在與檳州旅遊及創意經濟行政議員黃漢偉午敘時，他拿出了一本香港的時事周刊，除了自豪地表示自己已是多年粉絲外，更訴說着香港與馬來西亞的關係，以至香港在海外華人的定位。

近年，香港銳意發展「國際教育樞紐」，發揮香港專上教育的優勢。早在港大創校以後，作為英國遠東唯一一間英式大學，香港便積極吸納馬來半島各埠的英校畢業生，特別是檳城。筆者初次遊覽檳城龍山堂邱公司（Leong San Tong Khoo Kongsi）時，便發現了香港的足跡：邱公司是福建廈門邱氏移居檳城後興建的公祠，祠內偏廳掛放了不少「功名匾」——都是立祠百多年來獲頒大學學位及太平局紳（Justice of Peace）的邱氏子弟。當中，有兩塊匾額赫然著有兩位香港大學畢業生邱崑發（1921年）及邱義務（1924年）。

檳城除了與香港一樣經歷過英國殖民統治，檳城也是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籌備革命的重鎮，著名的廣州黃花崗起事，便是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支部於1910年的庇能會議（「庇能」英語名字為「Penang」）上策動。而在80多年前的日本侵華時期，檳城其實與香港一樣在1941年12月遭遇日軍侵略，更同樣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

港大自創立後，馬來半島華人子弟一直是重要生源。根據筆者統計，戰前約1,200名畢業生中，有近六分一來自馬來半島，如算上肄業的校友則可能有五分一。今天，港大本部陸佑堂內，仍掛着幾塊印有英皇愛德華七世獎學金（King Edward VII Scholarship）得主芳名的木版，不少便是馬來亞學子。這個獎學金是英國倫敦當局在港大創校時捐出300英鎊——與同期不同富商數以萬計的捐款相比，這份獎學金雖少，卻成為了不少馬來半島學子的夢想。

獎學金得主有一部份來自檳城大英義學（Penang Free School）。該校是馬來亞最古老的英文男校，學長（該校校友稱為「Old Free」）便包括曾被提名諾貝爾醫學獎的伍連德醫生。港大對馬來半島的影響力可見於戰前的大英義學。早於1918年，畢業於港大的大英義學校友，便回校設立「香港大學校友盃」（HKU Old Boy’s Cup），頒予陸運會勝出的學生屬會。

至1935年時，港大不同年級也有該校校友。《檳城新報》便報道了一群準備前往新加坡再到香港的校友在怡保火車站集合，包括三位大一新生及四位學長。有意思的是，新生陳巒峰（TAN, Luan-hong）難掩其入讀港大的興奮，報道稱「香港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地方，現在他要去攻讀醫科。」

大英義學及港大的知名校友，便有戴喜云（TYE, Kee-yuen，1849—1919，又名春榮，字欣然）之孫戴庶昌（TYE, Soo-cheong，1916—1992）。戴喜云於1873年從廣東省大埔縣（客家人）到檳城謀生，後來經營藥店「杏春堂」起家，繼而擴展業務至礦業、農業和典當業，並成為20世紀初檳城地產大亨；1907至1910年，他被清廷任命為駐檳榔嶼副領事。今天檳城的「戴喜云路」（Jalan Tye Kee Yoon）便是紀念他對當地的貢獻。

為什麼戰前這麼多馬來亞華人學子到港大升學？首先，英殖時期馬來亞教育制度與香港相若，當地的官校、教會學校的教學語言也是英文，升讀大學自然優先考慮英文大學。不過，負笈英國費用不菲，除了鉅富之家，只有非常優秀並獲「女皇獎學金」者才可負擔。港大作為當時遠東唯一的英式大學，成為一個可負擔的替代選項。

可惜的是，筆者在研究時廣泛查閱星馬的出版品，這段歷史的記載不多，甚至當年屬港大校友重鎮的檳城大英義學、聖芳濟中學等百年名校，亦只紀錄留英學人。當今天香港發展「國際教育樞紐」，我們不妨重新發掘這段歷史淵源，深化中國香港與馬來西亞的關係。

作者劉健宇是香港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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