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凱傑語｜郭凱傑

據報道，中國已經研製出一台極紫外光刻機（EUV）的原型機，由荷蘭ASML的前工程師團隊通過逆向工程打造而成，目標在2028年前生產出可用晶片。儘管這台設備目前還無法真正產出晶片，但無疑象徵着中國在半導體自主道路上突破科技封鎖的重大一步，宛如一場現代版的「曼哈頓計劃」。

隨着AI發展提速，中美AI競賽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出版的《2025年技術和創新報告：包容性人工智能促進發展》預測，AI到2033年有望成為市場份額最大的前沿技術，規模約4.8萬億美元（約37.44萬億港元），較2023年增長超過2.5倍。高盛報告則指出，中美AI模型的差距已經縮短至3至6個月，如中國小米MiMo-V2-Flash和字節跳動的豆包大模型正快速追趕美國的Gemini 3與GPT-5.2前沿模型。

法規成為AI競爭中的關鍵變數

在企業及政府爭相投資之際，監管的模式及手段成為了競爭的關鍵變數。

例如，美國雖在特朗普政府治下對AI發展監管較為寬鬆，但50個州份卻紛紛採用自家的監管法規，州際差異正拖慢研發的步伐。英偉達CEO黃仁勳就直指，美國本土的「50套新規」形成了合規迷宮：例如，加州要求高算力模型提交風險報告和第三方審計，紐約則側重於歧視風險評估，科羅拉多則強調對能源的影響等。碎片化的規則不僅增加了公司的行政負擔，還往往會提高研發支出以及讓數周的研發周期延遲3至6個月。

相對而言，歐洲一直扮演嚴格監管的角色，導致其投資熱度遠低於中美。歐盟《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監管人工智能的法規，從2024年起分批實施；但上月歐盟委員會就提出「數碼綜合法案」，對《通用數據保障條例》及《人工智能法案》進行重大修訂，容許企業更便捷地進行AI模型訓練並延後合規期限，減低企業合規成本。此調整一方面反映出地緣政治壓力下的妥協（特朗普將規則視為「歧視性監管」），但同時反映了歐盟意識到法規對競爭優勢的打擊。

這種監管與發展之間的張力，在各國都普遍存在。歐美各自面對的合規瓶頸，對中國而言無疑是機遇。自2017年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以來，確立了在2030年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的目標；在較為按部就班的推動之下，全球資金正在轉向中國AI的相關投資。

循環投資與算力過剩帶來泡沫疑雲

不過，AI投資的熱潮同樣引發了泡沫論。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就曾預測未來人工智能算力將出現過剩，一眾科技巨頭對此眾説紛紜。此外，能源瓶頸則更為突出：由於新一代GPU的耗電量暴增，科技巨頭開始轉向核能以及再生能源，但興建需時；微軟CEO納德拉就指出，AI的最大挑戰是電力不足。

在基建設施以外，更關鍵的問題是，AI基礎設施已經燒掉3兆美元，這筆巨資何時才能轉化為生產力？實際上，微軟、OpenAI、谷歌等巨頭透過互相投資和雲端資源營收形成了「循環式融資」，不免會放大表面需求：例如微軟投資OpenAI，後者則購買微軟的Azure服務，並依賴英偉達的GPU。這類交易創造了巨額的需求以及營收，但並非來自真實客戶，而是企業「預購未來收入」的做法。如果無法轉化生產力，AI浪潮終將無以為繼。

雖説如此，目前AI發展並未呈現系統性泡沫的態勢：英偉達和微軟等龍頭企業擁有穩定的盈利與現金流，綜合市盈率依然遠低於2000年時互聯網泡沫時期的100倍。然而，能源的瓶頸乃至未來可預見的算力過剩問題必然將逐漸制約其發展：這時發展則必須轉向應用層面，真正達到提升生產力方能讓發展變得可持續。

香港可聚焦規則銜接與應用創新

展望未來，國際間合規監管的張力必然會繼續存在。作爲東西橋樑，香港可以考慮如何扮演規則銜接的角色，如設立專門的AI合規中心，成爲中國企業走向國際的規則銜接平台，同時吸引國際投資；以此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吸引AI企業在港設立亞洲樞紐。

在源頭研發上，香港憑藉自身力量當然難以與國際巨頭匹敵；但依托國家發展，在應用層面上的空間卻相當廣闊。香港可以把握AI發展轉向應用的必然趨勢，聚焦金融、醫療與物流等優勢產業，結合大灣區的資源，探索應用場景、推動AI真正落地並提升生產力。並通過政策優惠鼓勵初創開發金融AI工具、或醫療的AI創新應用、以及AI跨境貿易供應鏈等，還能將AI轉化為可持續生產力，助力香港成為亞洲AI應用中心。

作者郭凱傑是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全國青聯委員，政府諮詢委員，大專講師及顧問。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