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6｜Alberto Moel 教授、陳炳雄教授

香港在全球享有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的美譽，同時也渴望成為創新和創業的中心。近年來，香港在政策措施支持下，積極推動初創企業生態圈發展，鼓勵本地世界級學術機構創新，並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

對香港初創企業格局演變的量化分析，除了其最新趨勢和潛在的未來發展，以及其在大灣區和全球創新整體排名中的定位，還包括對香港在利用其優勢方面的程度作出評估。筆者發現最近的初創活動有所減弱，但樂觀地認為這是暫時的情況，目前的舉措正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同時考慮採取進一步措施加速城市的創業增長及其在該地區的影響。

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聲譽早已鞏固，但其雄心現已擴展至創新與科技領域。近期的政策措施、科研發展的投資，以及設有幾所世界級大學，長遠而言，都為日後有望蓬勃發展的初創企業生態圈奠下基礎。

一、香港初創企業生態圈的規模與趨勢

過去十年，香港初創企業生態圈取得了顯著發展。初創企業顧問公司Startup Genome一直在追蹤香港初創生態圈的價值（定義為過去兩年半的退出和融資估值總和），發現其升勢保持強勁狀態（圖1）。

然而， 這種穩固的表現掩蓋了近期初創活動與其活力狀態的明顯放緩。創投資料庫Crunchbase的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8年間，香港新成立的初創企業數量急劇攀升。此一增長得益於投資活動的活躍、全球有利於創業的環境，以及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例如2015年啟動的創新及科技基金，以及先後成立的香港科學園和香港數碼港，作為專門的創新樞紐。

如圖2所示，自2019年以來這一趨勢出現了急劇逆轉，反映出風險投資和初創活動的全球趨勢以及當地情況，包括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導致人才、創意和資本的流動停滯不前。

圖2數據呈現的一個重要注意事項，是所報數據存在明顯滯後，因此2022到2024年初創公司的成立數目很可能高於Crunchbase報告的數字。

然而，來自Startup Genome關於種子輪、A輪和B輪融資的較完整數據，代表的是初創公司何時進行融資，而非其成立之際的狀況，足以證明趨勢放緩的現象（圖3）。

這一放緩趨勢不僅影響香港，也波及整個大灣區， Crunchbase 就同期在廣東省成立的初創公司所得數據足以證明（圖4）。

同樣需注意廣東省數據的完整性問題，但其下降趨勢依然相當明顯。

另一個可能性是，該下滑現象屬於香港經濟活動放緩這一更廣泛的宏觀經濟趨勢的一部分。

然而，這個初創企業成立趨勢似乎與整體經濟活動並無相關性，這從香港公司註冊處的公司註冊數據中可以看出。該數據作為整體經濟活力及企業註冊的指標，顯示在過去幾年中已經恢復到接近歷史水平（圖5）。

1. 初創企業團隊規模與擴展動態

香港的初創公司大多數仍然規模較小，其中超過 80% 的僱員用人數少於 50 名。只有少數公司的僱員規模超過 250 名，這通常被視為初創企業邁向突破性成長的關鍵門檻。

這一模式反映出香港在孕育和留住進入擴張期初創企業方面的挑戰。本地初創公司往往難以從早期成功

過渡到大規模營運，期間受制於種種市場阻力、資金缺口，以及來自區內較大規模同業的競爭。

根據（圖6）Crunchbase的數據，成熟企業規模較大。然而，單就2014至2018年的數據而言，可見期內初創企業的規模是停滯不前的，香港初創企業生態圈的規模擴張受到限制，大多數企業未突破50人規模。

2. 投資、融資與退出

有別於近期初創企業的成立速率，香港的融資和資金環境依然强勁。

融資交易宗數一直保持升勢，及至2022至2023年，交易額則隨全球初創企業融資環境而有所下降，繼而在 2024年和2025年至今大幅回升（圖7）。

種子輪和前期資助渠道仍然相對暢通，受到政府補助和天使投資者的支持，但成長期和成熟期資本則見稀缺⸺這對於尋求擴展的初創公司來說是一個關鍵關口（圖3）。

香港產生了一些獨角獸和高價值的初創公司，包括富途（數字金融）、 Lalamove（物流）和 商湯科技（人工智能）。然而，這些成功例子相對罕見，而香港一些最受關注的初創公司，正面臨來自中國內地和國際競爭對手的激烈競爭。這一點從退出量的走勢也可見端倪，隨着初創企業成立速率的跌勢，近幾年來退出量亦如圖8所示持續下降。

3. 各行各業的初創公司

筆者的數據集涵蓋了過去10年在香港成立的10,000多家企業，從中可見各行各業的關鍵趨勢，而這些趨勢又如何反映政策驅動因素以及本地和全球事件（圖9）。典型例子之一是新冠疫情打擊實體店業務的營運，卻大大賦能各行業實現數字轉型。

整體而言，仍能保持穩定貢獻的主要為傳統行業，如製造及工業、媒體及娛樂、顧問及專業服務、零售及電子商貿、物流及供應鏈管理、醫療及生命科學、教育及教育科技、非政府組織等。在其他領域中，軟件及互聯網和金融服務是初創公司數目較高的關鍵行業。值得注意的是，在區塊鏈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數目正在迅速上升。

數據集分析中，筆者的預測包括三方面：一、傳統行業對數字轉型的需求將會擴大；二、香港在互聯網相關方面和金融服務方面的優勢，特別是這兩方面與跨境業務有著相互賦能的作用；三、最新一浪新興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和區塊鏈。

二、香港與大灣區在全球創新格局中的角色

從歷史角度看，香港在大灣區中一直是區域生態圈的重要貢獻者，未來亦將持續發揮重要作用。「深圳—香港—廣州集群」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中位居榜首，貢獻了全球2.4%的學術出版物和9–10%的《專利合作條約》（PCT）申請（圖10）。

儘管如此，香港和大灣區的人均創新產出仍落後於英國劍橋和美國聖荷西等領先集群。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香港每千名居民產出1.2份PCT申請，而劍橋則為3.8，硅谷更達4.2。這一差距凸顯出將研究優勢轉化為具有商業價值的初創公司和持續創新的挑戰。

1. 香港及大灣區同業

PitchBook的數據顯示，2018年第3季度至2024年第2季度，香港初創公司籌集了166億美元的融資，佔大灣區830億美元總交易價值的顯著份額（圖11）。

儘管這足以證明香港作為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舉足輕重，但相對於深圳初創公司同期418億美元的集資總額，仍有明顯差距。由此可見，香港在大灣區創新集群中正退居次要地位，在深科技和大型科技融資方面更是如此，然而，這也揭示了某些可資利用的趨勢，能為香港與大灣區生態系統帶來雙向益處。

2018至2024年期間，香港的初創企業退出價值總計為297億美元（圖11），亦及不上深圳的數字，可見香港雖然不乏退出機會，尤其是通過其股票交易所之類，但尚未在區內奠定其為科技初創公司首次公開招股或併購首選目的地的優勢。

量化比較顯示，儘管香港的本地初創企業在近 10 年來有所增長，但深圳和廣州等城市在初創公司數目和總融資額上已經超越香港。這些城市憑藉其龐大的供應鏈網絡、先進的製造能力及豐富的科技人才庫，打造出一個充滿活力、快速擴張的科技企業生態圈。

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最終依然具有獨特性，得以利用其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繼續充當國際資本和法律框架通往中國內地的門戶。然而，相較於足以為初創企業提供廣闊供應及工業鏈支援的深圳各大平台公司（如騰訊、華為和大疆），香港在迅速擴展科技方面，尤其是在深科技和先進製造等領域的貢獻，已略較先前失色。筆者則依然相信，這為香港參與其中並為大灣區初創企業生態圈作出貢獻提供了良好契機。

三、主要政策建議

如前所述，香港初創企業的成立與活動減緩，主因是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及大灣區初創企業生態圈的結構性轉型。這一轉型階段提供了契機，以更有組織性和高效的方式重整及振興整體生態圈。以下將闡述推動此重整的可行措施。

1. 優化行業對齊和垂直定向

香港的初創企業生態圈利用本地成熟的金融基建和貿易網絡，在金融科技、物流和數字金融等領域表現突出。Lalamove（物流）和 富途（數字金融）等企業即為這方面的典範。

與此同時，競爭日益激烈。為保持競爭優勢，香港必須多元化擴充至人工智能、綠色科技和健康科技等新興行業。根據Startup Genome的數據， 2020至2023年，香港的人工智能和數據分析初創公司年增長率為35%，而健康科技則增長了28%。儘管取得增長，其生態圈仍不及全球頂尖樞紐多元化，因此在深科技和先進製造方面尤需更多支持。

鑑於香港本地市場受到人口規模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初創公司必須迅速進入區域或國際市場以實現擴展。這需要對市場理解透徹，並具備全球業務模型設計。高成本⸺尤其在辦公空間、住房和人才方面⸺既提高建立初創企業的早期門檻，亦會增加投資者的風險。

近期趨勢，如現實世界資產（RWA）代幣化和數字金融的興起，突顯出香港在金融創新和合規科技（regtech）領域的潛力。通過將金融科技發展與法律及合規專業知識相結合，香港既可吸引海外投資，也能支持大灣區企業的業務轉型。

2. 強化國際化與人才招募

香港憑藉其開放型經濟、穩健法律保障、世界級連通性將自身定位為國際企業創辦人和風險投資家的全球樞紐。儘管香港享譽全球的大學廣納來自中國內地和海外的高材生，但要令這些人才畢業後留在本地發展卻並非易事。許多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 ）畢業生和高科技專業人士會尋求在內地或其他區域中心發展，只因更大的市場規模和更蓬勃的初創企業生態圈。

根據特區政府2023年的勞工統計數據， 32%的本地STEM畢業生選擇赴外地就業，其中主要包括中國內地、新加坡和美國。政府《2025年施政報告》強調增加本地各大學的非本地生學額，但當務之急在於加強職業支持，同時為這些畢業生提供明確的職業發展路徑，以便將其創新和研發活動錨定在香港和大灣區生態圈之中。

3. 反思融資與退出環境

雖然在香港獲得種子輪和前期資助相對容易，相比硅谷或深圳等科技中心，香港在成長期和成熟期資本方面明顯不足。這一融資差距妨礙了初創公司擴展、投資研發和在國際上競爭的能力。

成長期和成熟期融資仍然是主要瓶頸。香港的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僅將其投資組合中的一小部分配置於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有別於硅谷以機構風險投資為擴展生態圈基石的取向。

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雖在首次公開招股和併購方面提供充沛機遇，但對高增長科技初創公司的吸引力，則被視為不及美國納斯達克或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因此，一些最具潛力的本地企業選擇在國外尋求退出或二次上市，削弱本地創新生態的影響力。

在金融和物流行業，退出選項豐富，但聯交所對於深科技和高增長科技的首次公開招股吸引力較為遜色。儘管香港監管環境穩定，但其靈活性被視為不及美國或內地市場。因此，幾家具潛力的香港初創公司已在境外另謀退出或二次上市。

4. 優化早期創新與市場環境對齊

儘管擁有世界級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香港的人均科學產出和專利活動仍少於全球領先的創新樞紐。這一差距限制了深科技企業的發展管道，並降低了生態圈產生具高影響力初創公司的能力。此外，較少初創企業能從小型團隊成長為大型雇主或獨角獸企業，可見商業模型可擴展性和市場採納方面的挑戰。

本文建議香港創新和科技發展聚焦於兩方面。

首先，香港雖然擁有強大的國際化大學集群，而本地學術和研究機構的研發活動又蓬勃發展，但無論是本港、內地抑或全球層面，其整體生態系統在市場認知及投資趨勢洞察方面仍有所不足。因此，必須及早推動產業、學術界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協作，對準有利於項目擴展的商業模式進行設計與規劃，從而釋放初創企業的潛力。

其次，靈活而深厚的產業和供應鏈的可用性，是中國內地快速創新和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關鍵因素。香港需要協助初創公司與大灣區的供應鏈和產業鏈建立聯繫，作為項目實施和先進製造的關鍵步驟，同時支持中國企業的出海策略。

5. 彌合學術界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差距

香港擁有幾所世界級大學，其研究產出無論在質和量兩方面均表現強勁。然而，要實現成功的技術轉移和市場滲透，需要就行業痛點和用戶需求進行市場調查，從而將研究轉化為市場需求。

早期的行業參與在這方面可發揮關鍵作用。內地三大科技巨頭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不僅因其市場份額高而成為業界龍頭，還因為能通過投資和資源賦能初創企業。這些公司的平台、用戶基礎和數據亦有助於初創公司自立。新興大型科技平台，如拼多多、美團和字節跳動（抖音），以及遊戲科學、深度求索、宇樹科技、雲深處科技、強腦科技和群核科技等先進的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公司，也已成為市場上的要角。

重點不僅是吸引這些公司通過香港建立營運和業務，還須鼓勵它們培育當地的初創企業。通過與這些大型企業的合作，香港的初創公司和創新項目將能接入更完整的生態系統與綜合資源，其獲益遠不止於財務支持。

6. 彌合香港初創公司與內地市場之間的知識差距

初創公司或成熟企業，以至大型企業或中小企業，均面臨香港市場過小，以致難以容納企業可持續發展或業務擴展的挑戰。正因如此，內地市場（特別是大灣區）已成為香港完成概念驗證後的首要目標。

然而，中港兩地之間存在文化和用戶行為的差異。包括數字營銷策略在內的多數產品及服務，難以直接跨境複製。許多企業尚未熟悉國內的營商環境，企業尤須深入了解內地市場，特別是大灣區，從而培養心態和能力，優化其產品、服務、商業模型、物流和營銷，以適應當地市場。

7. 彌合香港初創公司與全球市場之間的知識差距

香港憑藉健全的金融和法律制度以及「一國兩制」政策，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直接通道。香港的創新生態圈現在更需要扮演這一角色。

這方面有兩個關鍵需求。

第一，本地初創企業需深化對國際趨勢、標準、資金流動及監管環境的理解，作為制定長期業務擴展計劃時借鑑之用。

第二，本地企業應進一步確立自身在各行業創新項目價值鏈中的催化作用，進一步確立香港作為連接中國內地供應鏈與全球市場的創新門戶地位。

這與「一帶一路」倡議等國策，以及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擴展均方向一致。這些努力可借助研究機構、貿易部門和本地貿易協會的研究和見解作為支持。

8. 提供有利發揮香港優勢的增值服務

香港的策略方向之一，在於發展價值鏈中的「創新服務」。實現此一目標的條件，繫於通過利用國內產業供應和價值鏈的優勢，以對齊香港的創新和創業發展計劃。

雖然製造業集中在中國內地，但香港可以提供創意和專業服務，如設計、知識產權管理、金融和法律支援，作為創新項目的高價值服務。供應鏈金融以及發揮吸引外資的作用，則有助於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長遠而言，香港應推動與供應鏈及價值鏈創新相關的人才培育，包括工業數字化和初創企業工程。這一目標可透過與業界合作開發相關項目和培訓加以實現。

9. 整合北部都會區與初創企業發展政策

《2025年施政報告》尤其關注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和推進，對成立專責工作小組、簡化行政程序和基礎設施發展方面更多所著墨。在吸引研究人才及致力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同時，這些舉措通過軟硬件配套，為促進創新與創業奠定基礎。

香港在城市規劃和基礎設施發展方面經驗豐富，新界衛星城市尤其如此；較近期的例子包括屯門、將軍澳和天水圍。至於研發領域，特區政府在支持以大學為本的研究方面往績可觀，但凡此種種努力均須更多方面的合作，方能充分發揮北部都會區的潛力。

為確保北部都會區的成功，有關規劃必須與其作為創新中心的目標相一致。為此，除已參與其事者以外，各方持份者的角色亦不可或缺。

首先，與業界緊密合作是至關重要的。創新要點之一在於市場落地和規模化，亦即行業存在感必須加以整合，其中包括供應鏈和價值鏈。這不僅僅涉及辦公室和實驗室，還須促成相關行業和企業的集群的形成。企業參與研發可以提高商業化比率，促進大規模生產和市場採納，填補香港不少初創企業所面臨的關鍵空白。這些努力可以通過建立健全的行業反饋和見解回應機制加以進一步支持。

即便積極推進上述舉措，北部都會區本身的可用土地仍屬有限。因此，與深圳以及整個大灣區的整合不但有其必要，更是迫在眉睫。加強跨境協調有助於優化資源配置及土地利用，有助於香港與深圳之間的有效共同開發。通過建立一致的政策與統一的治理框架，協同效應將得到進一步強化，並可將合作範圍從北部都會區擴展至前海。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1月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6》，由港大教授和研究人員，以及多位國際知名學者共同撰寫，就多個香港熱門議題作出研究分析，並從嶄新角度給予政策建議。《香港01》獲授權轉載。）

作者Alberto Moel是港大經管學院實務教授；作者陳炳雄是港大經管學院創新與創業研究中心副總監、管理及商業策略實務副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