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梁邵麟

讀完《2026-27年度財政預算案》，筆者最在意的不是某一項措施「減多少錢、派多少錢」，而是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當政府有望逆轉赤字，這筆盈餘應該怎樣運用，才不會在下一個周期又回到「捉襟見肘」的地步？

今年二月初，民思政策研究所（POD）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交《2026-27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書》時，反覆強調「審慎理財、精準投資」。其核心意思是：經常開支要守紀律，但新增資源不能再「零散投放」，而要投在能提升生產力、改善治理、並建立新產業動能的關鍵位置。從這個角度看，今次《預算案》的主旋律頗清楚：政府更明確把「創科驅動、金融賦能」擺在核心，整體取向與POD的建議框架不謀而合。

《預算案》對於人工智能（AI）發展的投資和部署，是最典型例子。坊間早已經熱議AI衝擊，而筆者更想知道：政府本身會不會用AI？能不能用好AI？因為政府是香港最大的「系統」，它效率高一點，市民辦事少走兩次路、企業少等幾個星期，整個社會的時間成本就能降低。POD在建議書中主張，不只是「發展AI」，而是在跨部門的治理架構、標準與數據互通下功夫，並把AI應用於公共服務與政策研判，促成可複製、可擴展的做法。

《預算案》在有關方面的着墨更進一步：例如成立「AI+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而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下半年便投入運作；同時點出交通管理、就業配對、水浸預警、山泥傾瀉風險評估等具體AI應用場景，亦為「AI效能提升組」撥款一億元推動政府數智化。這些安排，基本上與POD所倡議的「以治理帶動應用、以應用帶動產業」的路線高度一致。

但筆者必須指出：「有項目」不等於「有系統」。政府推動AI發展的過程中，出現各個部門各自做試點、各自買系統的不理想現象，最終只會導致數據不通、標準不一、責任分散。若要做出真正成效，應該讓它更「制度化」：採購與技術標準要一致、數據治理與審計要清晰、風險管理要有分級，更要敢於用可量度的「關鍵績效指標」（KPI）交代——流程縮短了多少、錯誤率降了多少、跨部門協作快了多少。畢竟，市民最終需要感受到的，不是政府政務成功「轉型」，而是辦事效率是否真的更快更順。

《預算案》另一個與POD建議高度一致的焦點，是推動航天與低空經濟的發展。POD提出「低軌經濟」的出發點很務實：香港未必要在硬件製造比拼「最大最強」，但完全有條件把融資、風險管理、法律及國際合作等方面的優勢，放到太空科技與數據應用產業鏈的關鍵環節加以發揮。這樣既能協助內地企業對接全球市場，也為香港培育新的增長點。《預算案》提出吸引航天企業來港、協助對接國際市場、並要求港交所檢視上市規定；低空經濟方面亦由沙盒測試走向更完整的監管框架與系統建設——這些都與POD一貫倡議的「先把制度與市場配套搭好，產業才有機會做大」，如出一轍。

不過，若要成功推動航天與低空經濟產業在香港落地成形，不能只靠「話題」與「試點」。要把低空與航天由「概念」發展成為「生態」，至少兩件事要更快跟上：第一是數據合規與跨境安排，要更清晰（尤其牽涉衛星數據、遙感等敏感性較高的應用）；第二是投資融資工具要更市場化，而風險管理機制也要更到位，要讓「科研—應用—資本市場」連成一線。否則試得再多，都很容易停留在「做得到」而不是「做得大」。

至於公共理財，《預算案》延續財政整合取向：節流、調動基金資源、以不同方式支撐基建投資等。這與POD提出的「審慎理財」也是一致——重回盈餘不代表可以鬆手，尤其在北部都會區、基建提速、產業轉型並行的背景下，財政風險仍在。真正的考驗，是投資質量與問責機制：能否清楚交代大額投資的目標、路徑與風險？能否避免回報分散、進度拖延、責任不明？

因此，POD一直主張，把新增投放當作「投資」去管理：目標要清楚、優次要分明、進度要可追蹤、風險要講得出來，也要有一致的評估與獨立檢視，確保資源真的落在最能產生長遠效益的位置。守底線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能否把資源用在有效提升生產力與治理效能的關鍵環節上，並以制度確保落地見效。這決定了「重回盈餘」能否成為香港下一段高質量發展的起點。

說到底，今次《預算案》與POD建議最相似之處，是把「守紀律」與「敢投資」放在同一個框架。接下來，最怕的不是方向不對，而是落地變慢、變碎、變難問責。政策寫在紙上不難，難的是把制度做實、把成效做出來。

作者梁邵麟是「民思政策研究所」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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