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區漢宗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聯軍空襲伊朗德黑蘭，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及其核心幕僚遇難。這一事件並未終結危機，反而引爆了伊朗長期積累的全面孤立，將其推入四面楚歌的絕境。

襲擊發生後，伊朗迅速採取報復：關閉霍爾木茲海峽、襲擊中東美軍基地、向海灣國家發射導彈，意圖向美國施壓。然而，此舉招致了災難性外交反彈。曾承諾不借道給美國的沙特、阿聯酋等海灣六國集體反戈，聯美公開譴責伊朗「侵犯主權」。聯合國在批評美以的同時，也罕見苛責伊朗的還擊。鄰國的「集體變臉」，意味着衝突已從美以的定點清除，演變為一場多國合圍的整體戰。

伊朗今日的孤立，是其40餘年外交政策的必然苦果。​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長期奉行「反美反以」與「輸出伊斯蘭革命」的雙重政策，導致與西方及多數阿拉伯國家深刻對立。該政策成為伊朗國家意識形態核心，伊朗大力支持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巴勒斯坦哈馬斯等地區代理人。但這些組織近年來接連遭重創，伊朗的戰略投入消耗巨大，卻未換來持久成果。伊朗通過代理人擴展影響力的做法，激化了與遜尼派阿拉伯國家的矛盾，樹敵無數。危機來臨，這些國家非但沒有援手，反而加入了圍堵行列。

過去十年伊朗貨幣里亞爾確實大幅貶值，官方與黑市匯率差距極大。長期制裁、資本外逃和結構性問題使其購買力幾乎崩潰。近年來伊朗的年通脹率常在40–50%區間波動，2025年仍在高位，主要由財政赤字融資、貨幣貶值和制裁壓力推動。經濟困境確實限制了伊朗的外交空間，削弱了其在國際談判中的籌碼。高通脹、貨幣貶值和投資環境惡化使其更依賴有限的能源出口收入，增加了對外部支持的需求。

如今，能救伊朗的只有伊朗自己。外部救援無望，唯有根本性的政策調整方能自救：放棄消滅以色列的不切實際目標，承認其生存現實，轉而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巴以問題。採取務實態度，在核問題、地區安全等領域尋求有限合作，逐步緩解緊張。尊重他國主權，將資源從支持海外武裝轉向國內經濟建設與民生改善。伊朗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繼續堅持過去的對抗政策，只會陷入更深的孤立與困境；選擇務實變革，雖道路艱難，卻是唯一的出路。

近期，隨着美伊對抗的再度升級，英國智庫查塔姆研究所發表了題為《中國在伊朗問題上打持久戰》的分析文章。該文提出了一種在西方頗具代表性的觀點：中國在面對美國對伊朗乃至此前對委內瑞拉的極限施壓時，表面上保持「中立」甚至「袖手旁觀」，實則是在下一盤「大棋」。這種看似不作為的姿態，旨在讓美國深陷中東泥潭，消耗其戰略資源，從而便於中國在印太地區挑戰美國霸權，最終實現「漁翁得利」。

然而，這一觀點的核心邏輯陷入了傳統地緣政治「零和博弈」的窠臼，嚴重誤讀了中國外交的底層邏輯、中東政策的內涵以及中伊關係的本質。面對當前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中國展現出的並非投機主義的「漁翁心態」，而是一種基於自身利益和國際責任的「戰略定力」。

查塔姆研究所的文章認為，中國在伊朗面臨美國軍事威脅時僅呼籲克制與對話，是在「拋棄德黑蘭」，印證了中國是不可靠的夥伴。必須指出，這種論斷首先混淆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軍事同盟」的概念 。

中國與伊朗的關係，其基石是能源安全與經貿合作，而非安全捆綁。中國長期以來是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而伊朗是世界能源心臟地帶的產油大國，雙方的合作是基於互補性的市場需求。即便在西方制裁最嚴厲的時期，中國依然通過合法合規的管道維持着與伊朗的經貿聯繫，這本身就是對伊朗經濟的重要支撐。將這種基於主權平等、不針對協力廠商的正常國家間合作，曲解為一方對另一方的「保護關係」，反映出西方思維中根深蒂固的「陣營對抗」情結。

中國在伊朗問題上展現出的克制，恰恰是外交成熟的表現。正如分析指出，中伊之間並無「唇亡齒寒」的地理毗鄰關係，伊朗政權的生存與否並非中國核心利益的直接組成部分 。一個擁有近億人口、地處世界能源心臟地帶的地區大國如果陷入崩潰，引發的難民潮、教派衝突和恐怖主義外溢，將對全球穩定造成災難性衝擊，這同樣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此，中國呼籲「政治解決」和「克制」，既不是冷眼旁觀的算計，更不是對夥伴的背棄，而是基於對衝突可能引發人道主義災難和地區失控的深刻擔憂。

2026年3月2日，中國外長王毅應約同伊朗外長通話時明確指出，中方「支持伊方捍衛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並敦促美以立即停止軍事行動 。這一表態發生在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的「至暗時刻」，實際上起到了穩定伊朗民心、防止其在國際上陷入孤立的作用。這證明中國在關鍵時刻並未缺位，只是其發揮作用的方式不是提供「武器彈藥」，而是提供「政治支撐」和「對話平台」。

首先，大國博弈的殘酷性在於，小國的政權更迭往往伴隨着外部勢力的直接介入。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行動，是其在「門羅主義」影響下的「後院」進行的直接干預。中國作為一個域外國家，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在遙遠的拉丁美洲與美國進行軍事對峙。面對美國這種近乎「掀桌子」的強權政治，任何直接對抗都可能導致中國在當地數十年的投資血本無歸。

其次，「袖手旁觀」並不意味着「坐以待斃」。事實上，中國正在採取更加靈活務實的策略來維護自身利益。一方面，中國通過外交管道持續發聲，譴責外部勢力干涉內政，要求恢復被美軍擄劫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中國也在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進行複雜的利益博弈。委內瑞拉駐華大使明確表示，對華石油價格不受美國左右，中國在委投資依然安全。與此同時，現實也在發生微妙變化：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在2月份增加了對美歐的石油出口，但這未能彌補對華出口的損失。

這說明，能源貿易的本質是市場邏輯，在強權政治打破原有格局後，各方都在重新尋找平衡點。中國在委內瑞拉的利益確實面臨嚴峻考驗，但這更像是大國競爭中必須付出的「學費」和必須面對的「風險」，而非主動選擇的「棄子」。

中國在中東的核心利益是能源供應安全、海外投資安全和人員安全，這些利益的實現高度依賴於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一個戰火紛飛、教派衝突頻仍的中東，只會導致油價劇烈波動、海上運輸線受阻（如霍爾木茲海峽危機），直接威脅中國的經濟命脈。此次衝突爆發後，霍爾木茲海峽航運風險上升，紅海周邊安全形勢惡化，全球能源市場已經開始波動。對於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國而言，這種動盪帶來的經濟衝擊是實實在在的，不存在所謂的「漁翁之利」。

因此，中國反復呼籲停火止戰，並非虛偽的外交辭令，而是基於現實利益的必然選擇。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研究也指出，美國在海灣的軍事存在是其全球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東的動盪不僅不會削弱美國，反而可能強化其對該地區的控制，並迫使盟友更加依賴其安全保護。

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在通過自身的方式為中東安全提供公共產品。當美國被視為「衝突製造者」，而地區大國因立場對立難以調和時，中國作為一個能與中東各方及歐洲主要國家保持有效溝通的負責任大國，實際上為危機管控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對話平台。從促成沙特與伊朗複交，到在伊核問題中堅持政治解決方向，中國致力於勸和促談，扮演的是「穩定器」而非「離岸平衡手」的角色。

中國外交政策的底色是防禦性的、發展導向的，而非擴張性的、霸權導向的。所謂的「漁翁得利」，不過是西方中心論者基於自身歷史經驗對中國產生的誤讀。中國深知，在全球化時代，大國之間不存在「鷸蚌相爭」的簡單劇本，任何一個主要極點的崩塌，都可能引發全球性的海嘯，無人能夠真正置身事外並從中獲利。

因此，面對當前的中東危局，中國將繼續沿着自己的邏輯行動：呼籲停火、保護僑民、維持經貿、提供平台。這不是對夥伴的背叛，也不是對衝突的冷漠，而是一個將「和平與發展」視為最高價值的國家，在動盪世界中做出的最理性、也最具責任感的選擇。

作者區漢宗是香港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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