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于承忠博士

近日中東局勢急遽升溫，美國與以色列聯手攻擊伊朗後，伊朗隨即針對以色列、美國在區內的美軍基地及部分戰略性設施作出反擊。衝突走向一旦由「點對點打擊」擴散至「航道與空域風險」，其影響便不再局限於軍事層面，而會迅速轉化為全球能源價格、運輸成本以及時效的系統性震盪。對高度外向型、以轉口貿易與國際航運見長的香港而言，如何在不確定性上升之際穩住物流鏈，已成為特區政府以及各界所需要關注的問題。

霍爾木茲海峽：
燃油與運價的「第一張骨牌」

中東衝突牽動全球供應鏈，首先體現在能源端。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最具戰略意義的油氣通道之一，任何封鎖疑慮、攻擊風險或航行管制消息，都會推高市場對原油與航運燃料供應的風險溢價。燃油是海運與空運成本的核心項目，油價上揚不僅令船公司與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費增加，更會放大運輸成本波動。對依賴穩定運費與班期來安排生產出貨的企業而言，能源價格的波動往往是供應鏈「成本失控」的起點。

事實上，國際噴射燃油價格自三月以來已接近翻倍。以本港最大的基地航空公司國泰航空為例，其貨運部門於3月13日向所有委任貨運代理發出通告，宣布自3月20日起大幅上調貨運燃油附加費（CargoFuelSurcharge），長途航線由香港出發的燃油附加費調升至每公斤港幣12.9元，短途航線亦升至每公斤港幣3.5元。更值得關注的是，國泰同時宣布將燃油附加費的檢討頻率由以往的每月一次加密至每半個月一次，理由是油價波動劇烈，需要更緊貼市場變化。這意味着貨主與物流業界將面臨更頻繁的成本調整，報價與預算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大。

香港特區政府在2025年1月1日起正式撤銷對貨運燃油附加費的規管，容許航空公司就由香港出發的航班自行釐定收費水平，甚至選擇不徵收此附加費。政府當時的理據是國際間已逐步放寬相關規管以鼓勵競爭，而市場力量會令價格穩定在具競爭力的水平。然而，在地緣政治危機驟然升級、油價急漲的情境下，所有航空公司同樣面對成本飆升的壓力，市場競爭對抑制附加費上調的作用相當有限。物流業界早在2024年政府諮詢期間已表達憂慮，擔心撤銷規管後貨運成本會失控上升；今天的情形，恰恰印證了這些擔憂並非杞人憂天。

亞丁灣、蘇伊士運河：
第二層衝擊在於航線會否受阻

除了霍爾木茲海峽，市場亦關注衝突是否外溢至亞丁灣一帶，進而影響曼德海峽至紅海航段，以及連接亞歐的重要樞紐——蘇伊士運河。若航運企業基於安全考量而減少通行紅海，改道繞行非洲好望角，航程拉長、船舶周轉變慢，等同「有效運力」在短期內被動縮減。當運力變緊，班期可靠度下降，港口與內陸運輸亦會被迫重排。其結果不是單純「慢幾日」，而是交付時間變得難以預測，牽一髮而動全身。

對轉口與跨區域供應鏈而言，蘇伊士運河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只是航線，更是全球貨流節奏的「時間閥門」。一旦船期失準，歐洲與非洲市場的進口節奏會出現波浪式擠壓，貨櫃周轉、空櫃回流與碼頭堆存壓力都可能失衡，最終反映在運價與附加費上，令企業的物流預算與現金流承受更大壓力。

可飛機場變少：
樞紐功能受到考驗

相對海運，空運對地緣政治與空域限制更為敏感。現時區內運作情況顯示，只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吉達及約旦首都的安曼國際機場仍然保持運作；迪拜國際機場雖已恢復有限度服務，但卡塔爾和巴林因距離伊朗較近而首當其衝。中東長期是亞歐之間的重要航空中轉走廊，一旦樞紐機場容量下降、航班需要改道或取消，貨機腹艙與專機運力都會迅速收縮，造成艙位緊張與價格上揚。對高價值、時效敏感貨物（如芯片）而言，空運的不穩定會直接衝擊供貨節奏與市場窗口。

更值得留意的是，中東空運不僅服務當地進出口，亦承擔大量轉口到歐洲、非洲的貨流。當「經中東轉口」的路徑受阻，替代路徑勢必擁塞，轉運時間、地面處理與倉位成本同步上升，形成新一輪連鎖效應。

運費上行保險升溫：
燃油附加費成為成本放大器

在風險與不確定性上升的情況下，空運與海運價格上行幾乎無可避免，尤其是目的地為中東，或需經中東轉口至歐洲及非洲的貨物。船公司與航空公司面對的並非單一成本上升，而是多重變數疊加：燃油、繞航、保安、戰爭風險保費、港口與機場作業限制等。

以貨運燃油附加費為例，在規管撤銷後的新環境下，航空公司現已擁有完全的定價自主權。根據國泰貨運最新公布的燃油附加費對照表，當新加坡噴射燃油價格處於每桶164至168.99美元區間時，長途航線附加費為每公斤港幣12.9元；若油價進一步攀升至每桶200美元以上——在當前地緣形勢下並非不可能——長途附加費更可突破每公斤港幣16.9元甚至更高。對於依賴空運出口的跨境電商及高價值貨物付貨人而言，燃油附加費已不再是「小數目」，而是足以左右整體物流成本結構的關鍵變量。

貨運保險方面亦會因戰爭風險上升而調高費率或收緊承保條件，貨主在「要保」與「保費」之間的取捨更難，亦令交易成本增加。燃油附加費與保險費率的雙重上升，正在形成疊加效應，進一步壓縮企業的利潤空間。

運輸班次取消及延誤：
考驗企業韌性和政府能力

香港作為國際航運與航空樞紐，受到的影響會以更「具體」的方式體現：航班與貨船取消或延誤，物流公司與付貨人需要重新調配行程與路徑；若要維持交期，可能需要以更高運價「搶艙」，甚至改用成本更高的運輸方式。對中小企業而言，這類突發成本往往難以即時轉嫁；對大型供應鏈而言，則會出現排程重整、庫存策略調整、交付承諾重談等連鎖工作。更關鍵的是，貨物運送時間變得不可預計，企業管理不再是控制平均交期，而是要應對極端延誤的尾端風險，這對資金周轉、倉儲安排與客戶信任均構成考驗。

面對這場由地緣風險引發的物流震盪，單靠市場自發調節未必足夠。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及機管局等有關方面，宜制定更具前瞻性的應變方案，以支援持份者，將衝擊化為助力，甚至是借機擴大香港的物流連接性和作為超級聯繫人的作用。

其一，建立跨部門「物流風險協調機制」，與船公司、航空公司、貨櫃碼頭營運商、空運貨站、貨運代理等緊密溝通，提供最新班期、空域限制、轉運可行性與口岸作業資訊，減少資訊不對稱造成的恐慌性搶運。其二，鼓勵業界提升可視化與預警能力，推動異常事件管理（延誤、改道、甩櫃）資訊更快落地到貨主決策層，讓企業能及早切換運輸方案。其三，在保險與合約層面加強指引與宣導，協助中小企理解戰爭險、改道與延誤責任條款，避免事後爭議。

其四，政府亦有必要重新審視撤銷貨運燃油附加費規管後的市場狀況。當初撤銷規管的核心假設是市場競爭能有效調節價格，但在系統性地緣風險下，所有航空公司同時面對成本急升，競爭機制對抑制附加費的效用大打折扣。政府應密切監察各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費的調整幅度與頻率，確保市場資訊透明，並考慮在極端情況下是否需要重新引入臨時性的價格指導或協調機制，以免物流成本急漲對中小企業和整體經濟造成過度衝擊。

中東衝突的走向仍未明朗，但物流體系最怕的正是「不確定」。香港若要維持國際樞紐地位，不能只在風暴來臨時臨急抱佛腳，而應以制度化的應變方案，與業界形成穩定的溝通與協作網絡，把風險管理變成常態能力。

作者于承忠博士是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客席講師。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