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徐安龍、劉宇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打造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新興支柱產業。」發展新質生產力正成為「十五五」規劃核心引擎，香港如何在生物醫藥領域率先突破，已成國家戰略必答題。當全球經濟增長動力在傳統板塊中尋找新突破口時，一場沒有硝煙的革命已在生物醫藥領域全面爆發。若以市場規模與增長潛力來衡量，全球製藥業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產業，更是一個足以決定未來大國科技博弈勝負的戰略高地。

根據最新權威市場數據，剔除COVID-19疫苗的影響後，2025年全球製藥市場的規模已攀升至驚人的1.6萬億美元，並預計以5%至8%的年複合增長率（CAGR）持續增長，於2029年達到約2.4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面對這一波波瀾壯闊的醫藥產業浪潮，北美固然憑藉近半壁江山的市佔率暫時領跑，但真正的增長引擎卻已悄然東移，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市場，正為全球貢獻逾1,400億美元的增量。在這場東昇西降、創新與資本深度交融的世紀大變局中，香港作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與科研重鎮，正站在「破局」還是「邊緣化」的十字路口。

全球市場板塊位移：
腫瘤藥與創新驅動的黃金時代

要看懂香港的機遇，首先必須拆解全球藥業的底層增長邏輯。當前的醫藥市場，已不再是傳統化學仿製藥的天下，而是由高價值的創新療法主導。以佔比最重的腫瘤學和免疫學為例，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腫瘤藥銷售額高達2,520億美元，預計到2029年將翻升至4,410億美元。此外，以GLP-1為代表的糖尿病與肥胖症藥物市場，更呈現出指數級的爆發式增長。

與此同時，新藥審批的「含金量」也在不斷提高。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作為全球醫藥監管的風向標，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別核准了50種和46種新型藥物。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藥中近半數被歸類為「首創藥物」（First-in-class），即全球首次針對某一特定疾病機制的突破性療法。這批獲批藥物的預期峰值銷售潛力，高達600億美元。世界經濟論壇（WEF）更是指出，人工智能（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藥物發現流程，預計將大幅壓縮動輒十年以上的研發周期。創新，已成為這個時代唯一的硬通貨。

內地生技強勢崛起：
從「仿製者」到「原創者」的蛻變

在這一輪創新浪潮中，中國內地醫藥產業的轉型速度令全球矚目。2024年，中國本土創新藥在整體新藥獲批中歷史性地超過50%，標誌着其徹底擺脫依賴仿製藥的舊模式。更具指標意義的是，2025年的資本市場表現：內地生物科技公司參與的對外授權（License-out）及相關交易，竟佔據了全球生物科技交易總額的32%。

以三生製藥（3SBio）與國際巨頭輝瑞（Pfizer）簽署的癌症藥物授權協議為例，該筆交易總值高達60億美元，創下了內地藥企對外授權的新高峰。這說明內地的原創科研實力已獲得跨國頂尖藥企的實質性背書。在此背景下，內地企業亟需一個具備國際公信力、資金池深厚且能對接全球資源的跳板，而這正是香港得天獨厚的歷史機遇和國家使命。

資本與政策的雙引擎：
香港具備生物醫藥發展的絕對優勢

香港擁有亞洲最靈活、最成熟的資本市場，這是推動生物醫藥發展的最強護城河。回顧2025年，恒生生物科技指數（Hang Seng Biotech Index）全年狂飆64.5%，不僅遠超大市表現，更反映出全球資金對在港上市生技企業的強烈信心。由AI驅動的新藥研發公司Insilico Medicine成功在港交所完成高達22.8億港元的首次公開募股（IPO），成為年度最大規模的生科新股，這無疑向全球釋放了一個強烈信號：香港具備承載並孕育頂尖前沿醫療科技企業的能力。同年，港交所接獲多達73家中國生技與醫療科技企業的上市申請，創下歷史紀錄。

在政策層面，香港特區政府推動創科的決心同樣不容忽視。歷年來，特區政府在創新科技領域的累計投入已超過1500億港元。其中，旨在匯聚全球頂尖科研人才的「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獲注資逾100億港元，深度參與「嫦娥八號」等國家級重大科研任務，成果斐然。此外，在最新的《2025-2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特區政府更破格預留10億港元，專項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這一前瞻性佈局，為極度依賴大數據與AI算力的現代生物醫藥研發，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底層技術與資源支撐。

繁華背後的隱憂：
跨越科研轉化鴻溝的三重挑戰

然而，機遇從來都與挑戰並存。香港要在全球生物醫藥版圖中搶佔樞紐地位，仍需直面三大結構性瓶頸。

一是地緣政治的波譎雲詭。在中美科技脫鉤的陰霾下，生物數據安全、臨床試驗標準及跨境授權交易的合規審查日益嚴苛。香港作為聯通中西的「超級聯繫人」，如何在確保符合西方嚴格監管標準的同時，又能順暢對接內地龐大的數據與市場資源，這無疑考驗着監管機構的智慧與定力。

二是頂尖人才的白熱化爭奪。儘管香港擁有多所世界百強大學，基礎科研實力雄厚，但在生物信息學、AI藥物研發及臨床轉化等交叉學科領域，人才依然供不應求。面對新加坡、上海等地開出的優厚薪酬與全套落戶補貼，香港的科研人才庫正面臨嚴峻的流失壓力。

三是基礎研究向商業化轉化的「科研轉化鴻溝」（Translational Gap），這也是最為關鍵的一環。香港的大學實驗室裡從來不缺世界級的論文和專利，但缺乏足夠的臨床試驗基礎設施、中試轉化平台（Pilot-scale infrastructure）及深諳醫療產業鏈運作的複合型管理人才。若科研成果只能停留在學術期刊上，而無法跨越臨床試驗和商業量產的壁壘，再好的政策和資金投入都將事倍功半。

總括而言，面對2.4萬億美元的龐大未來市場，香港已手握一把好牌：背靠內地原創研發崛起的巨大需求，擁有全球頂尖的融資平台，並具備政府真金白銀的政策護航。但要真正成為亞洲生物醫藥的橋頭堡，香港絕不能僅僅滿足於做一個「融資市」，而必須痛下決心，徹底打通科研、資本、臨床轉化與國際監管的一體化閉環生態。

在全球競爭白熱化的今天，資本與技術的流動速度超乎想像。香港必須以只爭朝夕的姿態，完善臨床轉化基建，破除舊的政策束縛，構建國際接軌的監管體系，拆解地緣政治風險，築巢引鳳。唯有如此，這座城市才能在波瀾壯闊的生物醫藥世紀浪潮中，乘風破浪、領航向前。

作者徐安龍是中山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長，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中西醫結合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免疫學會副會長，中華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原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作者劉宇是中山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研究員/青年科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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