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龍子明

2005年的「胡連會」曾被視為兩岸交流的破冰之舉。當時的背景是中美關係尚屬穩定，兩岸經貿交流空間巨大，國民黨在野後急需尋找政治舞台，北京則希望透過交流淡化敵意。於是，「胡連會」開啟了制度化的接觸，觀光、農產品、論壇逐步展開，形成「交流擴張」的氛圍。然而，2026年的「習鄭會」卻呈現截然不同的邏輯。中美對抗加劇，台海軍事風險常態化，北京治理工具日益完整。在此背景下，北京不再以「推動交流」為核心，而是以「設定規矩」為前提。這意味着，兩岸政治互動的邏輯已經翻頁，胡連會所代表的「交流擴張」時代正式結束。

胡連會的邏輯是「推」：推動三通、推動經貿往來、推動國共平台。國民黨在其中扮演「開門」的夥伴角色，協助兩岸從對抗走向協商。成果是交流的制度化，靠市場紅利與情感累積。習鄭會的邏輯則是「定」：定規矩、定邊界、定資格。交流合作必須納入政治框架，前提是接受「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國民黨不再只是「開門」的夥伴，而是必須符合北京設定的政治資格，才能獲得舞台。鄭麗文在會中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制度化和平框架」，顯示國民黨論述更貼近北京敘事。

北京對台工作的三層結構：第一，民族與歷史敘事，以「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語言壓制主權爭議，將兩岸問題置於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中；第二，反獨與反外部勢力，將「和平」設定為有條件的前提，拒絕台獨與美國介入，將兩岸問題與中美對抗綁定；第三，交流合作的收編，將經貿、文化、青年交流納入北京主導的政治框架，避免交流脫離政治控制。這三層結構顯示，北京對台工作已超越傳統統戰，納入國家規劃、法制安排與戰略部署。

不同於過去國共會面常用的福建廳，習鄭會移至「東大廳」。此地曾是習馬二會、鄧小平與戈巴契夫握手的場所，象徵高規格與歷史性。北京藉此表明，願意將符合其政治敘事的台灣在野勢力抬升到更高層級的互動位置。這不僅是場地的選擇，更是政治地位的象徵。

習近平的四點意見，別具意義：第一，正確認同，心靈契合——強調民族立場與文化認同，將兩岸問題置於民族情感的框架；第二，和平發展，共同家園——以「九二共識、反台獨」為核心，拒絕分裂與外力干涉；第三，交流融合，民生福祉——推動台灣青年、農漁產品進入大陸市場，將經濟利益與政治框架綁定；第四，團結奮鬥，民族復興——將兩岸關係納入「十五五」規劃與民族復興戰略，顯示其長期性與制度化。這四點意見，既是政策宣示，也是政治邊界的設定。

可以說，北京對台工作已超越傳統統戰，納入國家戰略。它不僅是促統，更是「塑台」：逐步掌握「誰能談、怎麼談、用什麼語言談」的主導權，引導台灣內部政治路線的競逐。這意味着，北京不再滿足於交流，而是要在制度與戰略層面塑造台灣的政治生態。

胡連會象徵交流擴張的開始，靠市場紅利與情感累積。習鄭會則象徵邊界收束的時代，強調民族認同、反獨、反外力干涉。兩者的差異不僅在於時空背景，更在於北京對台工作的邏輯徹底翻頁。習鄭會不是胡連會的「復刻版」，而是胡連會時代的正式結束。它標誌着北京對台工作的邏輯轉換，從「推動交流」到「設定規矩」。未來台灣若要重新建立最低限度的政治接觸，必須面對北京所設定的前提與邊界。

從胡連會的交流擴張，到習鄭會的邊界收束，北京對台工作的邏輯已經完成轉換。這一轉換意味着，兩岸政治互動的空間不再由市場紅利與情感累積驅動，而是由北京設定的政治規矩所主導。台灣未來若要尋求政治接觸，必須在這些規矩下重新定位。這是兩岸政治史上的新節點，也是台灣政治路線競逐的新挑戰。

作者龍子明是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兼永遠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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