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何子煜

今年的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APEC）被譽為是中國年，正好反映了世界對於中國提出另一條出路和治理智慧的盼望。當前，單邊主義、貿易霸凌，在全球引起了一連串的風浪。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140多個國家及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方面被寄予厚望。如何建立一個更具廣泛性、代表性、包容性的自貿區協議，是只能由中國來實現的時代使命。

在這關鍵時刻，APEC峰會選址深圳進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預算案後，亦強調香港會首次承辦APEC財政部長會議。這突出了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新一輪開放格局中的戰略定位——既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交匯點，也是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前沿試驗場。適逢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際，深港雙城的緊密融合、拼船出海，除了是國家級任務，更是國際級任務。

考驗政策創新能力

這份國際級任務，第一個考驗，是考驗香港的政策創新能力。《財政預算案》第26段指出，要加強發展北部都會區，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回顧過去五年的發展情況，無論我們如何強調深港融合發展，在外界看來，深港之間依然有較多壁壘，亦導致北都發展步伐緩慢，未能展現政策創新試驗田的角色。我們如何克服兩制的差異、收穫兩制的便利，仍然缺乏一張成果豐碩的答卷。

正如半年前立法會曾討論制定《北部都會區條例》，政賢力量一直提倡，北部都會區理應成為大灣區中的高規格經濟特區，並在區內實施一套嶄新的民商事法律，兼具不同法制間的優勢和先進經驗，成為APEC區內的關鍵試驗田，甚至值得解放各類型生產資料的跨境限制，以北都個別片區為試點，成為亞太自貿區成員匯聚耐心資本、投資未來具有創新性和變革性科技的「實驗天堂」。

這種制度創新的價值在於其可複製性。​北部都會區的成功經驗，體現了不同制度之間能夠相互結合、融合。這不僅可以服務於香港自身發展，更能為粵港澳大灣區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提供實踐範本，尤其為中國參與CPTPP、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定提供實證依據，也為亞太自貿區建設探索可行路徑。這種試驗田模式，正是香港在區域經濟治理中發揮獨特作用的體現。

考驗機構建設能力

第二個考驗，是考驗香港的機構建設能力。香港擁有獨立關稅區地位，亦是APEC的正式成員，所以我們的商貿網絡具有高度覆蓋力。但在這種特殊地位之餘，社會也要看到與深圳和其他內地城市並肩作戰的戰略價值。尤其是，在當今大國競爭加劇、全球產業鏈深度重組的背景下，任何單一城市的孤立優勢都容易受到擠壓。深圳及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擁有強大的先進製造業基礎、完整的產業鏈條、蓬勃的科技創新生態和龐大的內需市場。兩者的關係，應從過去的「前店後廠」、 「互補合作」，升級為「制度深度融合與戰略協同」，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的設計初衷。

擺在我們眼前的是，深圳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工商組織，在海外網絡也很豐富，大灣區各地企業也迎來出海浪潮，不少項目都涉及APEC地區。因此，香港值得與深圳和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由政府牽頭組成一個高層次的「粵港澳大灣區出海督導組」，結合多地的商界和行業組織力量，編織更加緊密和多元的對外體制，從而加強出海的影響力。我們亦要探索更多經驗和資源共享的平台，深度整合現有的經貿力量，未來以「大灣區+」的名義聯通國際，爭取在十五五時期內，帶動「大灣區+」成為對接「一帶一路」和「全球南方」等重要戰略的主要舞台，這一點亦與《財政預算案》的第124中提到「香港會加強發揮共建一帶一路關鍵節點角色」相適應。

早在將近十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就已提出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判斷。多年以來，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擴大開放，大力推動創新發展，積極拓展全球夥伴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逐漸摸索出一條能適應變局、迎接變局、善用變局的嶄新道路。而香港，很明顯需要在改革的路上再加把勁，務求步伐與國家一致、同進同行，在新局勢下為國家發展創造新貢獻，為香港未來找到新方向。上述的兩個考驗，站在頂層格局上而言，是不得不變的。我們的核心使命，是要讓世界看到，2026年的香港、在APEC中國年的香港，將會解除更多我們過往未曾觸及的枷鎖，從而向國家和世界說明，香港已經準備好在「大灣區+」的舞台上為亞太區發展大展拳腳。

作者何子煜是「政賢力量」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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