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何子煜

自4月30日起，政府禁止任何人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吸煙產品（另類煙），包括電子煙、加熱煙及草本煙。這方面禁令是「無煙香港」願景中爭議最大的一項。

近日有論者從保護青少年的角度出發，肯定禁止另類煙等控煙措施的方向。筆者無意否定這份善意，然而善意的出發點從來不等於有效的政策設計，情感認同亦不能取代嚴謹的數據分析。控煙政策是否真正奏效，從來需要科學與實證檢視。

多位立法會議員曾指出憂慮，禁令或令來自未管制另類煙地區的旅客感到不便，進而打擊旅遊業。對此，衞生署署長林文健回應稱「不覺得新措施會對五一黃金周旅客訪港意欲造成影響」，更斷言「相信旅客不會為了吸食另類吸煙產品而來港旅遊」。這種回應看似理所當然，卻迴避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旅客不需要「專程來港吸煙」，但他們會在旅程中感到不便，而這種不便正在損害香港的友善形象。

「旅客沒有減少」不等於「旅客沒有不滿」

事實上，今年五一黃金周內地旅客數字確實上升。2024年超過76萬，2025年超過91萬，入境處預計今年有望突破106萬。林署長的回應「巧妙」之處，正在於利用整體旅遊回暖的宏觀趨勢，來掩蓋特定禁令帶來的邊際損害。旅遊數字上升，不代表禁令沒有造成不便，正如天氣好令商場人流增加，不等於商場門口那級絆倒人的台階不存在。真正的問題不是「旅客還會不會來」，而是他們帶着甚麼體驗離開。

筆者同意，禁令不太可能導致內地旅客訪港人數大幅下跌。畢竟香港仍有購物、飲食、盛事等強大吸引力。但「不會大幅減少」與「沒有造成負面觀感」是兩回事。若瀏覽小紅書，便會發現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天天都有旅客查詢「在香港如何偷買DZY」、「香港電子煙禁令實際執行嚴不嚴」。這些不是極少數個案，而是持續出現、反覆被討論的日常焦慮。旅客不是要專程來港吸煙，而是希望在旅行途中能夠合法、方便地使用他們在自己居住地合法使用的產品。禁令沒有令他們取消行程，但確實令他們感到麻煩、困惑，甚至覺得香港「不夠友好」。

這些觀感不會出現在入境處的統計數字中，卻會通過社交媒體反覆傳播，形成一種「香港規矩多、不方便」的印象。對於一個極度依賴旅遊口碑的城市而言，這絕非可以輕視的問題。另外，另類煙使用者較多是最願意在夜間消費且消費力較強的群體，香港的夜間消費水平有否因而出現下降的趨勢，香港在推動「夜繽紛」的同時，相關控煙政策是否正在削弱這類群體的消費意欲？。這些問題的答案都需要經過仔細調研所得，並不是部分官員「相信」、「覺得」就可以了事。

「強硬」的姿態是否「有效」的答案？

除了經濟議題上的影響，另類煙的禁止，亦與最近地盤禁煙的討論相關。4月下旬有一段在社交媒體廣泛流傳的影片：有地盤管工巡查時發現有工人正在吸煙，工友被發現後一度反應錯愕，而管工態度堅決要求工人離開。筆者絕對支持地盤禁煙，畢竟傳統煙草產品的明火曾釀成多少無可挽回的損失，早有前車之鑑，無需在此贅言。

然而，問題的關鍵從來不在於「應不應該禁」，而在於如何禁得有效。地盤工友的吸煙文化與習慣，可謂冰封三尺，若僅憑一紙禁令就可以即時扭轉，過程不僅痛苦漫長，更極度考驗前線管理人員的執行意識與主動性，他們是否願意持續巡查、勸導、懲處？會否因怕麻煩而選擇「隻眼開隻眼閉」？這些政策實施上的現實困難，往往比條文更決定了成敗。

其實，從公共衛生及管理角度看，若當初在禁止傳統明火煙草的同時，留下非明火的另類煙作為過渡性質的替代品，那麼說服工友「戒明火、留無火」的難度可以預期會大幅下降。一個務求重塑文化的政策措施，若單靠強硬姿態和強力執行，成效難免有局限。政府往後不妨正視現實限制，嘗試容許以替代品作為緩衝，採取「一手硬、一手軟」的務實策略，方能為政策落實留出足夠的迴旋空間。

在審視控煙政策時，亦應了解國家整體的監管趨勢，國家近年已明確將另類煙納入法制化管理，並先後出台多項國家標準（GB），包括國家標準《加熱卷煙》（GB/T 41355-2022）明確了加熱煙的定義與質量規範，將其納入煙草專賣管理體系；而針對新興的「尼古丁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近期亦發布了《電子煙、加熱卷煙和尼古丁袋產品中煙鹼、丙二醇和甘油的測定》等技術標準。種種舉措均顯示，國家對於另類煙的態度是納入監管、有序管理，而非全盤禁止。香港在制定控煙藍圖時，實在應該參考國家的治理模式，相較於目前「一刀切」的禁令，更能兼顧公共衛生與社會經濟的平衡發展。

作者何子煜是公共事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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