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華勇

80年前的今天，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市谷正式開庭。這不僅是對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的清算，更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律的名義，為侵略戰爭蓋棺定論。80年後的今天，當日本右翼勢力試圖解禁集體自衛權、突破「專守防衛」、甚至頻繁挑戰戰後國際秩序時，重溫東京審判，不僅是對歷史的緬懷，更是對當下亞太安全與人類良知的深刻叩問。

東京審判歷時兩年半，開庭818次，受理證據4,300餘件。它不僅是規模空前的司法行動，更是一場對人類文明底線的捍衛。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共同確立了現代國際法的基石：發動侵略戰爭不是國家主權行為，而是個人應承擔刑事責任的國際犯罪。這一原則徹底打破了「勝者為王」的舊式戰爭邏輯，將戰爭責任精準鎖定在決策者個人身上，為後來的《羅馬規約》及國際刑事法院奠定了法理基礎。

中國法官梅汝璈在判決書中據理力爭，使「南京大屠殺」被單獨列節，並明確記載「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周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人以上」。這一數字與中國學界「30萬以上」的統計雖有出入，但在國際法層面，已將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本質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在11國法官組成的法庭中，梅汝璈是唯一的中國法官。他不僅代表中國受害同胞，更肩負着為苦難民族爭取歷史正義的重任。

開庭預演時，庭長韋伯擅自將中國法官座次排在英國之後。梅汝璈當即脫下法袍抗議：「中國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戰最久，犧牲最重！若不按受降簽字順序排列，我絕不出席！」這不僅是席位之爭，更是向世界宣告：中國作為戰勝國的主權尊嚴，不容絲毫貶低。

在量刑階段，法庭內部意見嚴重分歧：印度法官帕爾主張全體無罪，澳大利亞庭長韋伯主張流放荒島。梅汝璈深知，若不能嚴懲首惡，將無顏面對江東父老。他日夜奔走於各國法官之間，最終以6:5的微弱多數，將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7名首惡送上了絞刑架。這「一票之差」的勝利，是法律對野蠻最艱難卻最堅決的勝利。雖然審判留下遺憾（如裕仁天皇、731部隊首領石井四郎未受追究），但這「一票之差」的勝利仍是國際法治史上的里程碑。

梅汝璈曾警示：「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80年後的今天，日本政壇的右傾化趨勢，讓這一警示顯得尤為迫切。

「新型軍國主義」的特徵包括：法律突破，通過「安保三文件」架空和平憲法，實現「戰爭權」的法理鬆綁；軍事擴張，防衛預算創新高，積極參與美菲軍演，介入台海與南海事務；歷史虛無，散布「東京審判無效論」，試圖將侵略歷史「相對化」甚至「美化」。

梅小侃女士是中國著名國際法學者，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的女兒。她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法專業，是新中國第一位國際法專業女博士。梅小侃女士指出，東京審判的意義在於「不是誰拳頭大就聽誰的，而是通過理性法治解決問題」。在當今大國博弈加劇的背景下，這一精神更具現實價值。

東京審判證明，即便戰勝國也需遵守法律程序。它確立了「程序正義」高於「復仇情緒」的現代文明準則，為當今處理國際衝突提供了範本——武力不是解決爭端的唯一手段，規則才是維護和平的長久基石。歷史記憶的斷層是軍國主義復活的溫床。梅小侃呼籲年輕人「要了解、要記住」，正是要防止歷史被「娛樂化」或「虛無化」。只有當青年一代手握歷史的顯微鏡，才能識破「大東亞共榮」等陳舊謊言的新包裝。

從梅汝璈在東京的據理力爭，到今日中國深度參與國際海洋法、氣候變化等規則制定，中國始終是國際法治的堅定維護者。東京審判的歷史證明，中國不僅是國際規則的遵守者，更是以法律捍衛人類正義的積極建設者。

正義不會退場，80年光陰流轉，東京市谷的法庭早已沉寂，但梅汝璈留下的法槌聲依然迴響。東京審判不僅是一場審判，更是一座矗立在歷史與現實交匯處的燈塔：它提醒我們，法律的尊嚴在於執行，和平的代價在於警惕。

在「新型軍國主義」暗流湧動的今天，重溫東京審判，就是要向世界重申：歷史的定論不容翻案，文明的底線不容踐踏。​ 唯有堅守法治、銘記苦難，才能讓「南京的哭聲」不再重演，讓人類真正走出戰爭的陰影，走向共生的未來。

作者楊華勇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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