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

五年規劃——這個既非中國首創亦非中國獨有的制度工具，從前蘇聯史達林時代起就與製造業和工業發展緊密綁定。追溯歷史脈絡，審視當下困局，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若不以製造業為內核之一，將從根本上背棄這一政策工具的初衷，淪為葉公好龍的戲碼。

五年規劃的歷史錨點——製造業始終是主軸

五年規劃作為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干預形式，最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1925年，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方針。1928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完成，發展重工業成為壓倒一切的任務，工業化的車輪滾滾向前。從1929年到1941年，蘇聯重工業增長了9倍，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由39.5%上升到61.2%，新建大企業9000多家。到193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時，蘇聯的工業總產值已躍升至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

這一政策隨後被社會主義陣營廣泛借鑒。二戰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其核心無一例外都是發展製造業、推動工業發展。半個多世紀以來，五年規劃深刻地塑造了各社會主義經濟體的發展路徑。這並非偶然，因為五年規劃作為一種中長期經濟管理工具，其有效性恰恰在於能夠集中資源、聚焦重點，而製造業正是那個需要長期戰略投入、單靠市場自發力量往往難以平穩跨越經濟周期的領域。市場在短期均衡調節上效率極高，但在面對長周期、高外部性、長供應鏈、重資產沉沒成本以及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時，單純依賴「看不見的手」往往會導致系統性失靈甚至崩潰。

中國內地從1953年開始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至今已編制實施了十三個五年規劃。「一五」時期以蘇聯援建的156個建設項目為重點，啟動了大規模工業建設。從「十一五」規劃振興裝備製造業，到「十二五」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再到「十三五」首提製造強國、發展新型（中高端）製造業，「十四五」強調自主可控與數字經濟——製造業始終是中國五年規劃不可撼動的主軸。

改革開放後，中國內地把市場經濟納入五年規劃，實現了經濟規劃的成功轉型，注重大型基礎設施專案投資，但核心支柱依然是製造業。正是通過一個個五年規劃對製造業的持續聚焦，中國才從一個農業國成長為世界製造業大國。內地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五年規劃之所以有效，正在於它有能力為一個經濟體錨定一個中長期的發展方向，而製造業正是那個錨。沒有製造業方向的五年規劃，好比一把精良的船錨砸進了一灘軟泥，抓不住任何東西。

服務業不適合作為五年規劃的核心內容

這不是說服務業不重要。服務業在任何一個發達經濟體中都具有重要地位，一個經濟體的成熟和發展自然伴隨着服務業比重的上升。問題是，服務業的性質決定了它不適合作為五年規劃的主要內容。金融、地產、進出口貿易、專業服務、旅遊等行業，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極大，高度依賴外部需求，其發展軌跡難以通過內部規劃精確控制。以五年為周期的固化的指標參數，面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市場，往往在規劃期過半時就已經脫離現實。當一個五年規劃的大部分目標都無法落地時，規劃本身還有什麼意義？

香港正在編制歷史上的第一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將于本季展開。這份規劃將首次不再僅僅是香港被動對接國家戰略的回應性檔，而是主動謀劃、系統部署的中期發展藍圖。這意味着香港第一次有機會以戰略性的方式審視自身的經濟結構問題——而香港最根本的問題，恰恰出在製造業的空心化上。

五年規劃必須對接大灣區製造業

香港的五年規劃不能只盯着自己。它必須同時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和廣東省的「十五五」規劃。後者不是可有可無的陪襯，因為廣東省的規劃，正是國家戰略在粵港澳大灣區最具體、最落地的體現。離開廣東的製造業佈局，香港的科創和製造業便無從紮根，大灣區融合也只能停留在口號上。正確的做法是，讓香港的科技研發和金融服務嵌入廣東的製造平台，形成「香港研發、灣區生產、全球銷售」的閉環。缺少這一對接，香港的五年規劃即便包裝得再冠冕堂皇，也難免淪為空中樓閣。

一個經濟體沒有製造業根基，就像一棵樹只有枝葉沒有主幹。2023年，香港製造業僅占本地生產總值的約1%，即便將新型工業、出版包裝和分判製造工序全部算上，整個工業部門的貢獻也僅為4.4%。與之相對，金融、貿易等服務業高達九成以上。這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經濟結構優勢，這是結構性脆弱。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格局日益緊張的今天，一個徹底依賴服務業的香港，在外部衝擊面前幾乎沒有緩衝墊。香港在2000年至2023年間，與工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經濟增加價值增長了將近一倍，達到4,735億港元，貢獻了當年GDP的16.2%。然而，在全球供應鏈重新調整和內地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如果未來香港工業生產本身始終接近於零，這些生產性服務業又能穩定依附在誰的身上呢？一個隻做圍繞製造業的服務業而不具備被圍繞的製造業的經濟體，終究是倒置的金字塔，根基永遠是懸空的。

從分散投入到合作區是製造業現實路徑

過去幾個財年，香港政府已在新型工業化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2026-27年度財政預算案推出了一系列措施：預留2.2億港元建設首個境外製造業創新中心，設立100億港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成立「AI+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統籌制定AI產業轉型策略；「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已支持近130條新智慧生產線的建立，帶動超過10億港元的私人投資；河套香港園區於2025年12月正式開園，第一期首三座大樓已落成並投入使用，首批已吸引近80家企業落戶，預計整個園區將創造近10萬個就業崗位；新田科技城也將重點佈局中試產業和高端製造，新田科技城專屬公司已獲注資100億港元起始資金，以加速開發進程。這些無疑是積極的方向，然而問題始終是同一個：如果香港的五年規劃不能將這些分散的舉措統籌為一個系統性的製造業戰略，不能在規劃層面為製造業正名，這些投入就仍是零散的拼圖，而不是一幅完整的藍圖。

香港需要的不只是一張紙上談兵的規劃，而是一部以製造業為核心、以投資驅動的實操性發展綱領。唯有基於具體專案落地的規劃，才能讓每一個五年成就一批龍頭企業、一批硬核製造產能。香港要正視一個事實：以製造業為核心內容的五年規劃，絕不僅僅是一份政策文件，而是香港能否跳出「服務業獨大、製造業空心」路徑依賴的關鍵之舉。

當然，現實約束不容回避。香港用地成本高昂、空間資源稀缺，在本地大規模發展傳統製造業並不現實，但這不意味着只能遠離製造業，而是意味着選擇正確的模式。解決方案已經擺在了桌面上：在大灣區內與內地城市建立製造業合作區。

深圳的深汕特別合作區就是最好的先例。這個曾經的粵東經濟窪地，將汕尾的土地資源與深圳的產業、技術、市場優勢結合起來，短短數年間已從地區生產總值38.95億元躍升至242億元左右。比亞迪汽車工業園在此落地，聚集了近30家上下游企業，依託小漠國際物流港開通了多條外貿滾裝航線。「工廠—港口—海外」被擰成了一條高速通道。這充分說明，在大灣區內建立工業合作區，從物理上解決「香港製造」的空間瓶頸，是完全可行的。

五年規劃靈魂是製造業

香港完全可以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複製深圳的這一模式，將研發與中試環節保留在本港，將量產佈局到合作區，把香港的原始創新能力和國際化資源，與內地城市的製造產能和外迴圈出海資源深度結合，實現「香港研發＋內地製造＋全球市場」的完整閉環。事實上，香港工業界已提出「用好北部都會區和大灣區平台」，香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路線圖中也明確要「依託高端製造與國際化平台，助力內地產能升級與產品出海」。河套香港園區的發展綱要更是明確提出，至2035年將協同深圳將河套推至國際領先地位，並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成熟的先進製造業體系有機結合，建設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試轉化基地。關鍵是，這些構想必須在五年規劃中得到制度化的安排，而不是停留在各園區各自推進的分散狀態。

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承載着改變這座城市經濟形態的歷史使命。它必須直面製造業空心化這一根本性缺陷，正視服務業不適合作為規劃核心的制度性局限，將「香港研發＋大灣區製造」的合作模式系統性地寫入發展藍圖。五年規劃不是口號，不是名單，更不是安慰劑。五年規劃的靈魂是製造業。沒有製造業的五年規劃，不是真正的五年規劃。失之毫釐，謬以千里，香港的五年規劃，當自肇始即履正途。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總裁，紫荊政策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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