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陳家傑

林小姐原文（5月10日）以母親節為引子，援引美國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的「情緒勞動」概念，為香港女性在家庭中的無形付出發聲，文字感性，立意溫情。然而，任何社會討論若只呈現單一視角，便難免淪為情緒的共鳴而較少理性的分析。本文無意否定家庭中照顧者的辛勞，但將就原文若干論述提出根本性質疑，並指出其在現實政策、服務生態及管理層面的顯要盲點，以期帶出更全面的討論。

「情緒價值」並非家庭中最重要的無形付出

原文核心命題是：女性在家庭中的情緒勞動長期不被看見，因而形成不公。這一論述暗含一個前提——情緒勞動是家庭中最珍貴、最核心的無形付出。然而，這個前提本身就值得質疑。

家庭的穩定運作依賴多種無形但也具體付出：財務供養的壓力、職涯犧牲的代價、對未來風險的持續焦慮。一個每天工作12小時、尤以薪酬支撐家庭生活的丈夫或父親，他們對家人所承受的沉默的重量，並不亞於管理情緒清單的太太。問題在於：這份重量既無名字，亦無倡議者為其發聲。

「情緒價值」作為一個分析框架，在職場服務業有其特定適用性。但若將其無限延伸至家庭關係，便很容易陷入一種選擇性放大的偏差——只看見情緒的付出，卻忽略財務的付出、身體勞動的付出、以及默默吞下失敗與壓力的男性心理負擔。事實上，「情緒價值」未必是最重要的家庭付出，它只是近年學術界和媒體最願意討論的那一種。

此外，原文把「情緒勞動」定義為幾乎完全由女性承擔，這本身便是一種過度簡化。然而，家庭中的男性同樣在進行自身的情緒管理：他們在工作中壓抑憤怒與沮喪，回家後強撐笑顏，不讓家人察覺自己的疲憊。只是社會規範令男性的情緒壓抑更為徹底、更不受關注——這是另一種「隱形」，同樣必須被看見。

丈夫與父親的疲憊也被遺忘

林小姐專欄原文生動描繪了香港媽媽「從不熄機的大腦」，可惜對家庭中男性的心理負荷幾乎只字不提。這是論述上的不對稱，而是有選擇性的同情。

讓我們同樣具體地描繪一個香港爸爸的日常：不少基層和小中產家庭的爸爸，清晨六點起床趕港鐵，在擠逼的車廂中已開始處理工作訊息；上班後面對上司的壓力、客戶的投訴、部門的政治角力。中午，他收到妻子的訊息——「記得今晚接孩子」——但他同時還有一個下午三點的緊急簡報或仍在忙亂服務顧客中，他沒有向任何人訴說這種兩難，因為在他成長的環境裏，男人不應該說自己「頂唔順」。

下班後，他拖着疲憊的身軀接孩子、陪孩子做功課、承受妻子對他情感回應不足的抱怨——而他心裏清楚，每個月的供樓按揭、孩子的學費、也隨時包括年邁父母的醫療費，全都壓在他肩上。他同樣未曾被人問過：「你自己還好嗎？」

這不是要比較誰更辛苦，而是要指出：家庭疲憊是雙向的、系統性的，並非單一性別的困境。當社會論述長期把男性塑造為「需要被改造的一方」而非「同樣承受壓力的一方」，只會加深性別之間的相互怪責，而非促成真正的相互理解與分工協作。

更值得關注的是，香港男性的心理健康問題遠比女性嚴重卻更少被討論。根據現有研究，男性求助率顯著低於女性（香港心理衞生會「全港抗抑鬱指數調查」，2023），男性自殺率亦持續高於女性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23）。若我們真的關心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福祉，那麼這個沉默的群體，同樣需要政策關注。

一個需要更新的理論透鏡

歷史與文化脈絡的錯置

霍克希爾德的《情緒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出版於1983年，研究對象是美國航空公司的空服員。她的洞見固然深刻，但把一個40年前針對特定美國勞動場景所建構的概念，直接套用於2025年香港家庭的情境，就需要謹慎的學理上的反思。

香港家庭有其獨特的文化結構：中國傳統儒家倫理下對長幼秩序的重視、同住或附近住的擴展家庭傳統、外傭制度在本地家庭照顧中的獨特角色，以及香港女性相對高的勞動市場參與率。這些因素使得香港家庭的情緒勞動分工，與霍克希爾德所描述的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存在根本性差異，不能簡單類比。

理論框架忽略了男性情緒勞動

霍克希爾德的框架有一個根本性局限：它主要把情緒勞動描述為女性的負擔，卻忽略了男性在職場與家庭中同樣進行的情緒管理。當代社會學家，包括Connell等學者關於陽剛氣質（Masculinity）的研究(Connell, 1987 & 1995; 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以及Berdahl等人的研究(Berdahl, Cooper, Glick, Livingston & Williams, 2018)都指出：男性被社會規範要求壓抑脆弱、展現強悍，這同樣是一種高成本的情緒勞動，只是方向相反——不是「要微笑」，而是「不能哭」。

更重要的是，近年的社會科學研究已逐漸超越霍克希爾德的二元框架。研究者發現，情緒勞動的分配不只取決於性別，還高度受到個體性格、伴侶關係質素、工作性質及組織文化的影響。把所有家庭情緒失衡都歸因於父權結構，是一種過度簡化，無法解釋為何同樣身處香港社會，不同家庭之間的情緒分工差異如此之大。

「情緒勞動」概念的過度延伸

近年「情緒勞動」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但其內涵已大幅偏離霍克希爾德原有的嚴謹學術定義。它被用來解釋一切令人感到委屈的人際互動，逐漸成為一個萬用標籤。這種概念的通俗化與過度延伸，反而削弱了它作為分析工具的精確性——當所有令我感到累的事情都被稱為「情緒勞動」，這個詞便喪失了其特定的解釋力。

批評者亦指出，霍克希爾德的情緒勞動概念本質上是一個勞動市場概念，預設了勞動與報酬的交換關係。把這個框架引入家庭關係，隱含了把家庭互動商品化的危險——即把照顧、關愛、體貼等行為都折算成應獲得補償的服務，這與家庭關係的本質——情感聯繫與自願奉獻——存在根本性張力。

政策、服務與管理的現實盲點

原文第五部分提出三項「結構性解綁」的主張：推動共享育兒假或增加侍產假、建立母職精神健康支援網絡、以及由商界推展重返職場支援計劃。作者以改革者的姿態提出這些建議，語氣充滿確信。然而，這三項建議均暴露出作者對現有服務生態、企業管理現實及公共政策運作有一定的認知盲點。以下逐一指出。

現有服務生態的盲點

原文呼籲「在地區層面推動專屬媽媽的心理諮詢補貼、朋輩互助圈」，給讀者一個印象：目前香港在這方面幾近空白。這是有所失實的說法。

事實上，香港目前已有相當完整的家庭及母職心理支援網絡。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IFSC）遍布全港18區，提供包括個人輔導、家庭治療及朋輩支援小組在內的多元服務。母嬰健康院（MCHC）在產後抑鬱症篩查及轉介方面已有多年實踐。多個非政府組織（如明愛、善導之友、突破機構等）均提供針對媽媽群體的情緒支援計劃。此外，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等機構長期提供24小時危機支援。

問題從來不是「沒有服務」，而是「服務未被充分使用」。為何如此？原因包括：求助文化的障礙（特別是在傳統華人家庭中，尋求心理輔導仍解不開污名化）、服務資訊的流通不足、以及現有服務的等候時間過長。若作者真正了解這個服務生態，其倡議重點應是改善現有服務的可及性與去污名化，而非重新「建立」一個已經存在的體系。

企業管理現實的盲點

原文建議商界「推展重返職場支援計劃」，幫助因生育而脫軌的女性重建自信。此議聽來合理，但作者顯然對企業管理的實際生態認知不足。

香港多家大型僱主，包括各大銀行、跨國企業及公共機構，早已設有員工援助計劃（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me，EAP），涵蓋心理諮詢、職涯輔導及重返職場支援。部分企業更設有專門針對產後女性員工的彈性復工安排，包括分階段返回全職工作、工作分拆（Job Sharing）及在家工作安排。香港政府的婦女事務委員會亦長期推動持續進修基金等資助計劃，協助脫軌女性進修提升。

更重要的是，當作者呼籲「商界應推展」此類計劃時，她似乎沒有考慮到兩個根本性的企業管理現實：第一，中小型企業（佔香港企業總數逾98%）根本沒有獨立的人力資源部門的資源去設計和推行此類計劃；第二，在現行勞工法律框架下，僱主已受到相當的育兒假期規範，要求進一步擴大，必須同時處理中小企的競爭力及成本問題。一個忽略了香港商業生態結構的「商界應該」，只是一種道德宣示，而非可操作的政策建議。

公共政策建議的盲點

原文最具體的政策建議，是倡議政府「大幅增加男士侍產假日數」或推動「共享育兒假」制度。作者將此呈現為破除情緒勞動不平等的根本解決方案。然而，這項建議暴露出對政策設計、執行困難及社會現實有所忽視。

其一，香港男士侍產假已於2023年起增至五天，政府正研究進一步增加，相關討論並非從零開始。其二，共享育兒假在英國等地推行多年，但實際使用率極低——在英國，只有約3%的合資格父親實際申請共享育兒假，主因是薪酬替代率不足及職場文化的隱性懲罰。換言之，即使法例通過，父親未必會使用，母親仍是主要承擔者。這一政策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效果，而作者對此完全沒有提及。

其三，亦是最根本的問題：在香港現行的家庭財務現實中，許多家庭若父親申請長期育兒假，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大幅下跌。對於月薪只有兩萬多元、需要供樓還債的家庭而言，法定共享育兒假是一項負擔得起的選擇嗎？原文把制度性障礙簡化為「文化慣性」，迴避了階層與財務現實的結構性制約。這種以中產視角書寫的政策想像，對低收入家庭的情緒勞動處境，可能同樣是一種「看不見」。

論述的系統性盲點

原文的整個分析框架，建立在異性戀夫妻加子女的核心家庭模型之上。然而現實中的香港家庭形態遠比這複雜：單親媽媽、單親爸爸、同性伴侶家庭、跨代家庭、以及由祖父母承擔主要照顧角色的家庭，各自面對不同的情緒勞動挑戰，這更是香港家庭的現實狀況。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有一個日益龐大的群體：男性照顧者——承擔照顧年邁父母或殘疾家人責任的男性。他們同樣面對情緒過載、職業犧牲與社會忽視，但在現行的家庭支援政策中，針對男性照顧者的資源仍嚴重不足，而社會的情緒勞動討論亦幾乎從不把他們納入視野。

情緒勞動論述需要更大的視野

本文的批判，並非否認家庭情緒勞動分配不均這一現象的存在，亦非要抹殺媽媽們的真實疲憊。這些感受是真實的，值得被認真對待。

然而，一個嚴肅的社會議題，需要嚴謹的分析框架。當論者以情緒呼籲代替實證研究、以道德宣示代替政策評估、以單一性別的視角代替家庭系統的整體觀照，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便很可能非真正能幫助了任何一個在生活中掙扎的家庭。

我們需要的不是把丈夫或妻子塑造成受害者或加害者，而是承認：在高樓價、長工時、低生育福利的香港社會結構下，男女都在疲憊地撐着這個家。真正的「結構性解綁」，必須同時看見兩性的壓力，同時評估現有服務的不足，同時考量政策建議的可行性與副作用——而不是在每年一度的母親節，為單一性別的委屈加上情緒的放大鏡。

若我們真的希望香港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無論男女——都有「可以喊攰」的自由，那麼這個自由，必須建立在相互看見的基礎上，而非相互指責的情緒之中。

作者陳家傑是註冊社工，從事社會工作（青少年、家庭及大型計劃）及社會工作教育20多年。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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