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徐小龍博士

近日牛頭角發生的士剷上行人路釀成1死4傷的致命車禍，再次觸動社會對高齡商用車司機及道路安全的敏感神經。面對日益老化的職業司機群體，政府早於2023年已提出將商用車司機提交體格證明的年齡門檻由70歲降至65歲，並改為「一年一檢」。然而，運輸署近日證實，相關法例修訂將由原定爭取今年第二季落實，改為「爭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經優化的立法建議」。

政策延後、時間表推遲，固然令社會感到失望，並形成了一段沒有法例強制把關的「空窗期」。但任何公共政策的推進，與其停留在不斷追問「為何延遲」，不如化被動為主動：既然政府需要時間敲定細節，這段空窗期便不應是單純等待立法的真空期，而應被視為把制度細節、執行能力和過渡安排一次補齊的「衝刺期」。

要走完這最後一公里，政府應在下半年提交立法建議前，善用這段空窗期做好以下五項關鍵工作：

第一，醫療標準需由「檢視中」轉化為「清晰定稿」。

修例的核心在於把關，而把關的準則必須客觀。政府現時表明正與港大顧問團隊檢視《規例》內所指明的疾病或身體傷殘項目，並調整供醫生參考的醫療指引。既然如此，當局應盡快公開修訂原則，例如是否將聽力、青光眼及認知反應能力列入強制評估範圍？判定準則又應如何量化，以減少不同醫生之間的尺度差異？提早讓醫學界與運輸業界掌握客觀標準，將可大幅減少法例出台時的適應陣痛。

第二，將「試行結果」轉化為可操作的實務流程。

運輸署早前曾邀請商用車業界參與體格評估試驗計劃，以吸納前線醫生和業界的實務意見。然而，試驗不能只停留在「收集意見」的層面，社會期望看到的是一份具體的「除錯報告」：試行中發現了甚麼漏洞？長者司機在哪些測試中遇到最大困難？行政流程哪裡需要簡化？唯有把試驗經驗轉化並寫入未來的執行手冊中，才能證明這段時間的心血沒有白費。

第三，建立「合資格醫生名冊」以確保產能與質素。

「一年一檢」意味着每年將增加數以萬計的體檢需求。為了避免不同診所「尺度不一」，甚或出現司機找不到合適醫生做評估的窘境，政府應着手制訂專屬的合資格醫生名冊。透過為名冊內的醫生提供統一培訓，甚至如部分議員建議般，探討讓公立醫院或指定醫療機構承擔部分高齡集中體檢的角色，方能確保整個醫療系統具備足夠的承載力，穩妥應對新政策帶來的檢驗量。

第四，以風險為本，優化「過渡安排」並探討彈性。

在修例尚未通過之際，運輸署繼續為商用車司機提供每年一次的免費健康檢查。這固然是好事，但純自願性質難以精準覆蓋高風險群組。政府可考慮把免費體檢名額優先配對予年資長、工時長或曾涉輕微事故的司機。同時，面對業界對「一刀切」加劇人手短缺的擔憂，部分議員提出「65歲司機若健康良好可隔年一檢」等彈性方案。政府應趁此空窗期，以客觀數據回應是否接受此類風險分級管理，從而釋除業界疑慮。

第五，為未能通過體檢的司機提供妥善的「退場與轉型支援」。

我們必須明白，對於許多高齡職業司機而言，駕駛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他們維持生計、甚至維繫個人尊嚴的重要支柱。收緊體檢要求，無可避免會導致部分長者司機因身體狀況不達標而被迫停工。若政策僅着眼於「淘汰」而缺乏「善後」機制，勢必引發業界的強烈反彈。因此，政府在修例的同時，應聯同勞工處及社福機構，為這批退下來的司機設立專屬的支援機制。例如，協助他們轉型至運輸業內非駕駛的後勤崗位（如車隊調度員、站長、物流助理等），或提供過渡性的生活津貼與再培訓課程。讓政策在保障公眾安全的同時，也能體現對老臣子的社會關懷，這才是減少修例阻力的治本之道。

總結而言，這段空窗期雖然源於政策進一步優化的需要，卻為香港提供了一次寶貴的契機，把高齡商用車司機體檢制度的最後一公里走得更穩、更實在。政府若能在此期間完成上述五項準備工作，不單能讓未來的立法建議更臻完善，更能展現負責任的管治態度——真正做到回應市民對道路安全的「急不容緩」，與落實制度優化的「穩妥周全」並行不悖。

正如本人在建築及工程規管領域的專業經驗所示，任何涉及公眾安全的制度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標準是否清晰、配套是否充足、過渡是否公平，以及能否持續優化。道路安全關乎全港市民的福祉，商用車司機的健康把關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期望運輸署及相關政策局把握這段寶貴時間，與醫學界、運輸業界及社會各界緊密合作，穩妥推進相關工作，讓香港的道路運輸環境更安全、更可靠，為市民提供更安心的出行保障。

作者徐小龍博士是註冊專業測量師（建築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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